求的，实非“拔本塞源之道”。

在这种情况下，在得到康熙帝的首肯后，礼部在覆刘楷奏章中公然提出“将私行撰着刊刻发卖者，一体详查禁止，毁其刻板”的查禁措施，由对戏曲内容的查禁一举蔓延到对戏曲创作者、刊刻者，贩卖者的禁止。

创作者，出版者刊刻者，贩卖者是戏曲文本传播的必不可少的三大渠道，这三大渠道一旦被封堵，戏曲文本不仅不能在社会上顺利传播，甚至根本就无法面世。

即便是如此，对清王朝禁毁戏曲的官员们来说，也还是远远不够的。

封堵了戏曲文本的传播，还有各个地方的戏曲演出，还有那些遍布京城的大小戏馆，分散于民间各地的临时性演出场所，戏曲依然可以通过这些渠道被民间百姓广泛接受。

据廖奔先生《中国剧场史》考述，康熙时期，北方一些大都市中酒楼戏馆极多。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仅北京地区有名可考的就有六家，分别是太平园、碧山堂、白云楼、查家楼、四宜园、月明楼。

此六家戏园在当时皆为京城名楼，为一时之盛，几乎凡有时事，各大酒楼戏园皆有所搬演。

雍正朝的禁戏运动，多沿袭康熙旧制，在规模和形式上没有太大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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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某些方面，他还是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康熙朝的禁令，使其更加明晰。

雍正三年1725年，发布禁令，“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孝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这可以看作是对康熙朝禁“琐语淫词”的补充和说明。

它对戏曲的演出内容作了更为详细而明确的限制，规定戏曲的演出内容必须以传统封建道德为准绳，不可跨越雷池一步，实际上是将戏曲的演出内容限制在更为狭隘的范围之内，严重阻碍了戏曲的发展。

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记述道:“雍正丁末，世宗并禁演关羽”。

可以说，禁戏发展到雍正朝，禁戏的条文越来越细化，这表明清代的统治者对于戏曲的禁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这一时期，还提出对演戏主体——演员的惩诫。雍正三年1725年条例，“此等亵慢神象神罪也，历代帝王后妃及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搬做杂剧用以为戏，则不敬甚矣，故违者乐人满杖。”

在法律上规定乐人的演出范围，严惩违禁乐人。在宫廷演剧中，雍正帝同样要求苛刻，演员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招致飞天横祸。

雍正时期，不得不提的是裘琏之祸。

裘琏1644-1729，字殷玉，浙江慈溪人，清代戏曲家。

康熙年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年老乞归。

能诗古文词，工乐府，擅写戏曲，着有杂剧《昆明池》、《集翠裘》、《鉴湖隐》、《旗亭馆》，合称《四韵事》及传奇《女昆仑》等。曾参与纂修《大清一统志》。

裘琏之祸，本非缘于戏曲，但是作为一名戏曲家，其文字之祸实在是离奇非常，也由此可以看出雍正禁戏的一大特色。

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曾静谋反案”。

这个案件中，首犯曾静在其书中宣称了雍正的“十大罪状”，分别是“谋父”、“弑母”、“屠弟”、“贪财”、“好色”等等，这十大罪状在今天看来，其中有些实在是无稽之谈。

但是到了雍正帝那里，这就成了“流谤”，在他的大力追查之下，查明了这些“流谤”风源于发配至全国各地的允禩的余党，全国随之掀起了一场大范围的清剿“流谤”运动。

这种形势下，雍正七年1729年，裘琏为人控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