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作乐到“朝不谋夕”，“恬不知耻”，士风一时浑浊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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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先生回顾明末清初士人的思想状况时说:“故晚明‘狂禅’一派，至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

熟谙汉民族文化的满人高层，很快就发现这种思想界山头林立的局面极不利于维持清王朝的统治，故而不久便尊孔崇儒，再度提倡程朱理学，企图以儒家思想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

因此这条禁令的实际目的在于整顿思想，提倡程朱理学，其侧重点并不在于禁毁戏曲。

但是这则禁令毕竟拉开了清廷禁毁戏曲的序幕，因此可将此一时期视为清廷禁毁戏曲的发轫期。

康熙即位后，经过二十余年的励精图治，经济得以恢复，民众生活日益稳定。

这一时期，清代内廷的演剧活动也日益频繁，演剧规范逐步确立，并建立了清王朝管理演剧事宜的机构——南府和景山。

顺治和康熙前期，清廷疲于应付各地的反抗势力，无暇顾及文化界的清理与整顿。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海宇升平，这使得康熙在其执政的中后期得以腾出手来，有精力和时间对长期以来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的思想文化领域进行清理。

康熙本人又深通政治权术，对汉人、尤其是汉族的文人士子深为了解，知道他们心中隐藏着浓厚的民族情绪，单纯的武力镇压只会激化矛盾。

故而康熙一朝，对于思想文化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文化政策一部分的禁毁戏曲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文化背景下被提上日程的。

康熙一朝中央禁令条文约十四条，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了顺治朝，并且由单纯的书面法令走向可实际操作层面，由禁毁戏本延伸到禁毁演出、剧种以至演戏场所，限定演出内容等方面，几乎涉及到戏曲的各个方面。

最重要的，康熙朝禁毁戏曲已经成为清廷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行为，可以说，对戏曲的真正禁毁是自康熙朝开始的。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康熙朝禁令主要集中在康熙朝中后期，康熙二年1663年颁布的禁令是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康熙朝禁戏条令:

“嗣后如有私刻琐语淫词，有乖风化者，内而科道，外而督抚，访实何书系何人编造，指名题参，交与该部审议。”

康熙朝还首次明确了违禁者的惩罚措施，“仍有私行造卖刷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

将以往职责不明的查禁责任落实到各级官吏之中，使令有所行;严格划定法令执行者、刊印者、买卖者的惩罚条款，使罚有所依。

这就改变了顺治朝有令无行的局面，使清廷禁戏进一步发展到制度性的层面，禁毁戏曲的大幕就这样在康熙朝缓缓拉开了。

康熙朝禁戏的一大变异就是统治者试图从传播渠道上彻底查禁戏曲，妄图从源头上断绝戏曲的流传。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刑科给事中刘楷上奏，“自皇上严诛邪教，异端屏息，但淫词小说，犹流布坊间，有从前禁而公然复行者，有刻于禁后而诞妄殊甚者。臣见一二书肆刊出单赁小说，上列一百五十余种，多不经之语，诲淫之书，贩卖于一二小店如此，其余尚不知几何。”

从这份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康熙初年禁毁“淫-词小说”的种种努力并未取得统治者所想看到的局面，一两个书肆上面罗列租赁的书籍就有一百五十余种，这还仅仅是那些小规模的书肆，如果是那些资本雄厚的大型书坊，则可想而知了。

可见单是限制文人创作戏曲、查禁现行戏曲中的违禁内容，是远远达不到清王朝禁戏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