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文《拟张良高四皓书》，意在讽刺“圣祖易储，为太子允礽所”。

乃是以汉高祖拟废太子来影射康熙易储，从而把裘琏少年时的文章与清剿“流谤”的运动联系起来，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裘琏随即锒铛入狱，不久病死狱中。

但实际上，《拟张良高四皓书》乃是裘琏年少时所作，裘琏比康熙大十岁，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康熙不可能有废立之举。

若说裘琏有丁点儿的叛逆不经思想也好，偏偏他又没有，他以无辜之身获罪，冤死狱中，堪称是有清一代罹患文字祸的戏曲作家中最为离奇的一个。

总的看来，雍正朝禁毁戏曲具有两大特色:

一是查禁戏曲在雍正朝已经不再是目的，更多的时候是达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

雍正查禁戏曲，并非由于其本人反感戏曲，也非他察觉到戏曲中的反满思想，纯粹是处于其政治目的，或者是为了整顿吏治、诛除异己，或者是为了提倡节俭。

现存雍正帝禁毁戏曲史料十七条左右，而强调吏治、节俭的就有十条之多，雍正禁戏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斑。

二是对戏曲的查禁、打击力度不断加强，并且这种打击是全面性的。

康熙朝禁戏曲还仅仅是针对那些“有伤风化”、含有反满情绪的作品，宣扬孝子贤妇、鼓吹封建伦理的作品则在所不禁。

雍正虽然自己也称“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咏太平，在民间必有所不容己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

“其神仙道扮及义夫孝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但是一旦到了实际禁毁戏曲的时候，雍正帝则以种种借口，不遗余力地全面禁演戏曲。

这种特点又与第一点相联系，当禁戏成为一种手段的时候，自然不会再有人关注其具体内容，只求发挥其手段的功用而已。

到了清朝的乾隆朝时期，更是到了禁毁戏曲的巅峰。

的确，乾隆即位后，戏曲的禁毁活动也达到巅峰。

乾隆禁毁戏曲，不同于此前三朝。

要知道此前三代皇帝禁戏，虽然力度大、范围广，但都是零星而不成体系。

乾隆禁戏，有明确的目的、手段，是有规划的系统性禁戏，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以乾隆三十八1773年年设立四库馆为限，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主要是继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旧制，继续在戏曲活动的各个方面严查违禁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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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清廷的禁毁戏曲活动也随之逐步达到巅峰。

这一时期的剧作随着时代的发展、明遗民的死亡、清朝统治的稳固、以及前代帝王的戏曲禁毁，反对民族压迫的内容已经不再是剧本的创作的主要思想内容。

如这一时期民间文人杨潮观、蒋士铨的创作都大力提倡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纲常。

因为宫廷文人的创作则以歌咏升平、颂扬圣德为主体。

这些剧本都是清廷所大力提倡的，自然不在禁毁之列。因此，在以剿清反满思想为目的驱使下，此期禁戏整体呈现出纵向挖掘的特色，将查禁戏曲的范围从当代一直向前追究到宋金之交。

这一时期主要的戏曲禁毁活动是与当时全国范围内的搜访遗书、文字狱活动相联系的，并有着明确的目的——剿清戏曲中的反满思想、诋毁清人的字词语句。

在乾隆帝的授意之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查禁戏曲的高潮。

首先，设立专门的禁毁机构，由中央到地方都有系统地组织了大批查禁人员，大规模的搜查、删、禁剧本。

中央的承办机构分为三处:一是红本处，专司办理内阁固有旧书;二是办理四库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