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小说翻译的兴趣，显示了文艺作品的怡情益智的社会功能;翻译内容包括经济、法律、哲学、进化论、政治、逻辑学、文学等等，而且着重于新民德开民智移民风;翻译语体由古文文体向白话文体转变;翻译过程主要由国人完成，而且从事翻译的多位文人儒士，翻译没在从政背景形式包括合译，独立翻译，节选、编译等多种形式并存，而且译者多借翻译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对时局发表评论，对译文形式操纵比较明显。

苏曼殊的译文，林纾的译文序言、严复译文使用古文文体，加按语等等，翻译的宗旨为救国。

比如严复在《原强》中阐明:“是以今昌之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办;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翻译引发的社会变革已由一场政治革命演变成一次文学革命和资产阶级文化革命。

龚书锋主编的《近代文化概论》中指出:“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始终同政治变革、救亡图存密切结合”。

还有就是大名鼎鼎的康有为了，康有为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习儒学，鄙视程朱理学，爱好陆象山王阳明之学。

1879年游香港，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1882年到上海研读各种西学译着，深受启发，并萌生变法救国的爱国热情。

1888年10月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推广西学，实行新政，但受到保守派阻绕没有成功，但从此康氏成为维新思想人士的领袖。

随后在广东创办“万木草堂”，培养维新力量。

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给了康有为革命的热情。

当时他利用参加会试的机会，让学生梁启超号召全国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帝，要求拒绝签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台。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公车上书”。

在这封奏呈中，康氏系统闻名了他的变化纲领，并建议国家成立“使才馆”，培养通晓各国文字、风俗约章的外交人才，使其到外国游历，或作为公使或领事随员，以改变“而今使才未养，不谙外务，重辱国体......”的局面。

同年8月，他又与文延式，陈炽等人在北京组织“强学会”，翻译国外的科技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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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创办《万国公报》、《中外纪闻》等报刊，翻译国外情报和资料。

1895年11月康氏又在上海发起“上海强学会”，提倡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务院。

在康氏看来，译印图书为学习西法第一要务，而且他还主张译书要先后缓急，先译与思想有关的政治法律及各种学术之书，其次才是洋务派强调的兵工技艺、声、光、电、化等书。

他在上海《强学会章程》写到：道莫患于塞，莫善于通，互市者，通商以济有无;互译者，通士以广问学。尝考讲求西学之法，以译书为第一义。......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从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曾文正公开制造局，以译书为根，得其本也。”

此后到了1898年1月，康氏自光绪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两书，强调通过日本、俄国学习西方，就近翻译日本大书籍对我国变法的有利性和重要性:若因日本译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之，则转译辑其成书，比其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

此外，康氏还通过“万木草堂”讲学，创办《万国公报》等不断接触西学，在严复译《天演论》之前最早接触到进化论思想和卢梭的“民权”论，对于以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