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而和康有为齐名的，就是梁启超了，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维新派的另一位首脑人物。

同时也是我国近代着名思想家、政治家，也是近代文学史和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学问大家。

在1889年时，梁氏离开广州到北京考试，落选后回途经上海购得《灜环志略》一书，以及上海江甫局所译西书，从此开始接触西学。

到了1890年，从学于康有为，从此他开始踏上变法维新，新学救国的政法文化历程。

6年后梁氏着文指出，1890年是他生活中一个分界线，“启超自十七岁颇有怵于中外强弱之迹”。

此后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梁氏颇受触动，他积极投身于老师康有为发起的维新运动。

到了1895年他参加了“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康氏的“强学会”;1896年与黄遵宪等人创办《时务报》，并任主笔。

梁氏的维新思想第一方面受康氏影响，政治上是保守派，要求“君主立宪”，受西学的“进化论”和“民权”论影响，重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调“兴民权”、“开民智”注意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他倡导的“诗界革命”、“小说革命”以及白话文体都是为其政治理想服务的。

梁氏认为翻译西书是教育国民广开才智的最重要途径。

所以1896年他在《西学书目表》一书中，收集鸦片战争后到1896年的译着共341种，他将书目分为三类:一、日学，二、日政，三、日教指宗教，另附以杂类。

同时还在其中写到:“国有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习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此三百种者，择起精要而读之，于世界蕃变之迹，国土迁异之原，可以粗有所闻矣。”

后面又到1896年6月，他在为刑部侍郎李端棻起草的《奏请推广学校设立译局报折》中写到:“兵法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见，梁氏的译书策略已由以往对“器”、“末”、“技”的追求上升到对“道”、“本”、“艺”的强调，译书首先要重政事，能救国家之危机，其次要新，通过翻译了解西方最近的科技发展趋势，1897年，梁氏又在《变法通议》中专设一章《论译书》，专谈翻译事宜。

他首先陈述了时局之危难，以往译西书不足，并引用马建忠关于当时翻译界的弊病论述，进而指出:“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

关于翻译内容的选择，梁氏认为“西人之所强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各种学科书籍都需要翻译，而翻译应“先后缓急，亦当有次”，而“同一门类的书，则当于数书之中，择其佳看，或择其后出者”关于译名问题，他指出:“译书有二蔽:一曰循华文而失西义，二曰循西文而梗华读异化......”梁氏认为翻译应以传义归化为主，而不应拘泥于原文的结构，为传其义，可以灵活而为之，即“灵活的忠信”。

关于译才的培养，他支持马建忠的提议，提出“欲求译才，必自设翻译学堂始。”

“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方专门之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以才称之。”

他还强调翻译日本书，学习日文的重要性:“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彼翻译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着之书，亦多可观，今诚能以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鲜，而获益甚巨。......”

1897年秋，梁氏在上海集资自办“大同译书局”。

10月16日他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写到:“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