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是协助英国传教士理雅格翻译四书五经，另一方面，他还编译一些宗教作品以及战争作品，如《普法战争》。

需要说明，王韬原名利客，又名潮，字兰卿，后改名韬，仲，自号天南遁叟，江苏常州人，1894年到上海墨海书馆担任翻译工作。

1865年英国新格传教士理雅格来到香港，任英华书院院长，王韬因逃往香港，因此得以和理雅格合作并从事翻译中国经典。

1867年随理氏到英国讲学，1870年返港，先后与友人黄平甫合办《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评论洋务主张变法。

晚年在傅兰雅办的格致书院任职，除了专注经典翻译《新约》、《旧约》、《格致西学》、《法志》、《俄志》、《美志》、《西事》、《普法战记》，首次向中国介绍法国和德国诗歌。

并且随着外国传教士开始来到中国传教，为了配合传教工作，他们在中国开办印书馆和翻译机构，比较有名的有麦都思开办的墨海书馆，出版宗教书籍，尤其是《圣经》的翻译、英国传教士韦廉、美国传教士林乐如、慕维廉创办的广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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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年战争前教会机构的翻译活动，严复《译书略论》曾这样总结:“咸丰己末1859年，所译之书:天文、算学、译书之人:伟烈亚力、李善兰等。译书之地:上海墨书院馆。译书宗旨:显其独得之学。译书之经费:教会。”

“光绪初年，所译之书:算学、气质学、历史、译书之人:艾约瑟、花之安等。译书之地:上海益智会。译书之宗旨:传路德教基督教。译书经费:都会”

“光绪十年。所译之书:宗教、格致、史事、政治中。译书之人:李提摩太等。译书之地:上海广学会。译学之宗旨:传路德教。译书之经费:教会。”

“光绪元年，所译之书:医学，译书之人:嘉约翰、尹端模等。译书之地:香港广州博济医院。译书之宗旨:传产路传教，。译书之经费:教会”

由此论可见，在华外国传教机构的译书要盖各种学科，为中国人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重要渠道。

第四、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的翻译活动翻译文学社会思想作品及文学作品的翻译，西学输入的第三次高潮。

1894年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于日本并签订《马关条约》。

从此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在此当机完全对清政府失去信心，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高举“救亡国存”的大旗，登上政治舞台。

他们呼吁变法，新政，要求清政府接受君主立宪方案，由此蕴酿了一场震动清廷的“戊戌变法运动”

康梁的变法维新思想是对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洋务运动之后，具有维新思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与洋务派官僚思想逐渐对立，并最终分离出来，成为康、梁的思想先锋。

这批知识分子大都到海外游历，精通外语，了解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富国强兵的秘决。

他们联合起来，上书清庭进行变法，走一次“明治维新”的道路。

他们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康有为、梁启超等非常重视翻译，不但要译西方的，还要大量翻译日本书。

这一时期的翻译史特别显示了翻译的政治作用，并且对中国思想、文艺界的更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儒学逐渐弱，西方新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卢梭的民权沦的译介给中国思想界带来变化。

体裁和形式来看，本期翻译呈以下几具特点:翻译的内容从科学转变，从追求科技进步到思想革命;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