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文武职已经分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

如此重要的职务而不让卿大夫担任，说明当时正在向官僚制度过渡。

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徕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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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百官之长”的“相”，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为武官之首，文武逐渐殊途。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官制变化情况也不一致，楚国变化较少，秦、燕变化较晚。

由文武合一演变为文武分途，反映出国家军事和行政的必要的分工，但其发展也必然有一个过程。

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发展较快。

公元前328年，秦惠王以纵横家张仪为“相”，负责外交事务，但这一“相”职还不是百官之长，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但仍然将兵作战。

以后又相继设立了国尉和将军，文武才逐渐分职。自秦昭王灭东周公元前256年以后，加快了官制建设，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算是初步形成了。

文武分职使官僚制度得以迅速发展，据明代董说《七国考》和缪文远的《订补》?所统计，战国时，秦存官名52种和爵20等，齐有官名33种，楚有官名98种，赵有官名58种，魏有官名32种，韩有官名19种，燕有官名19种。

当时，各国仍都有封君。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封君虽然按规定还是“世世称孤寡”，“皆世世为侯”，但实际上真正传世的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封君在封地内没有统治权，又不是封土的所有者，只有衣食租税权，实际上是官僚俸禄以外的经济补充，与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已经相差甚远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

因为文武分职，大臣权力分散，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同时，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

这样，既能保证君主有效地控制整个统治机器，又可使文臣武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高本国的威力和统治效能。

以及宗教官地位的下降。

要知道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祭祀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很高。

到了春秋，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生产的发展，王室的衰微，引起宗教地位的变动，神权统治同周天子的统治一样发生了动摇，宗教事务官的作用也逐渐削弱。

“春秋前期，王宫之长太宰尚颇重要僖九年宰周公、隐十一年鲁太宰、桓二年宋太宰等，至春秋中叶，太宰仅为尊称，其实际地位已降低”。

战国时，人们又对天神有了新的认识，“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作为“圣人”，“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显然已经意识到，所谓天神的作用无非是人间世俗塑造而成的，真正要处理好国家的大政方针，主要还是要靠人而非依赖神。

因此，宗教事务官的地位更加下降，仅在国家各种典礼中充当司仪媒介，而不再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商议和决策了。

其次是地方郡县制的建立。

春秋战国时期，地方由采邑制逐渐变为郡县制，从而使地方行政体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郡县设立最早和较普遍的是春秋初期的晋国和楚国，楚国最早设县，这些县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