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西夏的李元昊，不管你有几路将帅，我只管一路来攻，大军也只有我一个统帅，对比之下，谁的效率更高，高下立判。

西夏是党项建立的国家。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很早便生活在青海、甘肃的黄河流域一带，过着原始游牧生活。游牧民族天生擅长骑射，党项曾在唐朝时帮助出兵帮助平定黄巢起义，战斗力十分强悍。西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实行全民皆兵制，族人闲时为民，战时当兵，遇有征战，自备马匹装备，粮草衣食，没有粮草辎重部队拖后腿，粮草不足时则在战区掠夺物资作为补给，因此他们的部队机动灵活，兵强马壮，其精锐重装骑兵号称“铁鹞子”，既擅长长途奔袭，又在大西北的复杂地形中闪转腾挪，来得快，去得也快，经常利用地利优势掩护行动，神不知鬼不觉，宋军难觅其踪。

反观宋朝，由于丧失了对幽云十六州和大西北的控制权，严重缺乏马匹，骑兵数量不足，在宋夏战场上只能以步兵集团防御，机动性很差，靠两条腿在丘陵地带步行，对突来突去的西夏骑兵望尘莫及，造不成任何杀伤。更重要的是，尽管宋朝在宋夏边境部署了30万禁军，但由于边境线漫长，宋军不得不分散兵力，驻守在近千公里的战线上，又不舍得放弃城池据点。只要对方集中进攻一点，宋军便被牵着鼻子走，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在相互救援中兵困马乏，被敌人抓住机会予以歼灭。处在防御位置的宋朝原本就处于战略劣势，加上缺乏骑兵，更是容易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宋朝崇文抑武，不以武人为一路主帅，无论夏竦、陈执中、范雍，还是韩琦、范仲淹、庞籍，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他们之中，只有夏竦、范仲淹富有军事谋略，其他人则寡于计谋，缺乏军事经验，不懂战术，大多时候只是纸上谈兵，胡乱指挥。宋朝的武将则一味勇武，同样缺少谋略，如刘平、任福、葛怀敏等都是粗勇之人，一逢战事，便恃勇而骄，轻敌冒进，屡屡中计，每每惨败。

与宋朝将帅不擅军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元昊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奇才，他虽然没读过孙子兵法，却深通用兵之道，擅长运用地利之便，发挥骑兵机动灵活的优势，跟宋军大打游击战、运动战，在运动中调动敌人，寻找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大战役中，李元昊运用了“声东击西、围城打援、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等战术战法，有的还是重复使用，几乎一个套路，却屡试不爽，而宋军不知吸取战败教训，屡屡上当受骗，中了西夏军队诱敌深入之计，战术僵化，不知变通，充分显示出宋夏双方将帅在谋略和战术上的巨大差距。

正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不在战争之中，而在战争之外。无论战略战术，还是体制制度，以及军队战斗力，宋朝对西夏都全面落于下风，因此宋夏战争还没开打，胜负就决定了，宋朝屡战屡败早在预料之中。当然，西夏也有致命缺陷，就是综合国力不如宋朝，后勤保障能力差，打得起耗不起，所以在三大战役后，宋夏双方终于达成和议，宋朝再次花钱买了和平。后来，范仲淹等人针对西夏的用兵特点，总结教训，调整策略，提出了自己的御敌之策：“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完，当留土兵以守之。”“如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比之朝去暮还，此为稍便。”

范仲淹这一策略的精髓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守为攻，逐步蚕食”。事实证明，这一调整是积极正确的，也被后来的皇帝沿用。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时期，宋朝进一步优化积极防御策略，通过实施“浅攻”不断挤压西夏生存空间，彻底扭转了宋夏战争的不利局面，一举取得战略优势。

说回当下，这次已经是范仲淹和韩琦到这里之后，与西夏方进行的第五次谈判了。第一次和谈的时候，因为就西夏独立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而后经过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