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之间互补共生的关系。

至于杂剧和南戏的演员，既要善于说白、歌唱，也要掌握科（介）亦即舞蹈、武打乃至杂耍的技巧。

因此，元代的戏剧是综合性的艺术。

而杂剧和南戏在唱腔上有明显的区别，杂剧的曲调是由北方民间歌曲、少数民族的乐曲和中原传统的曲调（包括宫廷、寺庙、民间音乐）结合而成；南戏的曲调则由东南沿海的民间音乐与中原传统的音乐结合而成。

由于杂剧、南戏在音乐文化系统方面均由中原传统衍繁，彼此同源，易于沟通互补，它们的一些曲牌，名称

相同，或者品味相同。

至于杂剧和南戏在音乐上的差别，实际上是南北方言差异的表现。

我国地域广袤，语言系统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形成了许多方言区。

例如在宋代甚至更早，北方语音中入声消失，而南方语音入声依然保留。

戏曲音乐与语言密不可分，杂剧与南戏产生、流行于不同的方言区，加上区域生

活习俗等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形成两大音乐系统。王骥德说：“南北二曲，譬如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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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王世贞则谓：“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

而另一着名戏剧的话，就是《琵琶记》了，这一出戏剧取材于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首先要说明一下，历史上的蔡邕，十一个文人，博学多才。

但由于文人随地位升迁而负心的社会现象比较普遍，作品重在讥刺鞭挞负心文人。

《琵琶记》将之改为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

而《琵琶记》主要的戏剧冲突就是三被逼、三不从、三不孝。

至于《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因此《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的话，就是在刻划人物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形象具有典型意义。

蔡伯喈在维护孝道伦理的动机下得到了违背孝道伦理的结果。

揭示了封建伦理自身的不合理性；作品还写出了蔡伯喈的矛盾性格、精神痛苦，反映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复杂心态。

如赵五娘是剧中塑造得最为动人的形象，她温顺善良，吃苦耐劳，忘我牺牲，坚韧不拔，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

同时作者为了塑造人物，摆脱了单线平涂的类型化的写法，注意多角度地展示人物个性和内心世界，在形象创作史上揭开了新一页。

像是它的结构严谨，比如作品中两条线索交错发展，一条写蔡伯喈离家后的件件遭遇；一条写赵五娘在家中的种种苦难。

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关目安排上，处处对照。

这样的结构方式使剧情发展有起有伏，场面安排有热有冷，在舞台上浓缩了人间的奢华与凄凉，于强烈的反差中深化了悲剧效果，同时也使作品展示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画面，丰富了作品的内容。

还有就是语言的运用相当出色，其曲白既接近口语，又富于文采。

还能根据剧中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处境，写出不同风格的曲词。

《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简称“荆、刘、拜、杀”以家庭婚恋为主。

包括散曲的兴起及其体制风格一、散曲的兴起:散曲是继诗、词之后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