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为也里可温教，皆在中国书籍碑版，信而可征者。

外史载元代耶教人之入中国者尤多，然其教在中国无大关系，仅如摩尼、袄教等，得一部分之信从耳。

景教经文化入中国，虽我译文，亦未传播，一赐乐业教经仅基于寺，其数更不适景教之多，教外之人初不受其影响。

其者，惟可供考古者之研索耳。

中国耶教之盛，实由于欧洲之改革宗教，由印度满剌加而渐及于中国，自利玛窦等来华，而文士信者众。??教士之入中国也，习华语，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其教始能推行。其所译述之经籍，虽未能如释氏之学之深博，而历算、格致之学，实足以开近世之风气。??”

同时明清时期，海禁大开，随着西方商船而作为其武力征服东方的传教士们个个身怀绝技，他们的译着不仅开启了中国近代科学事业发达的大门，而且为中国近代文艺，特别是中国近代翻译事业高潮的到来铺垫了道路。

除了在科学翻译方面的成就，耶酥会传教士们还翻译着述其宗教典籍，并借翻译经院哲学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着作传播其思想。

这个时期的译着有:1624年毕方济译的《灵言蠡勺》，631年傅与李合译《明理探》。

此外，高一志根据高因勃拉大学的讲义编译了《空际格致》;康熙二十二年，南怀仁又翻译《穷理学》六十卷，进呈御览。

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主义唯心哲学和地球为宇宙中心学说为基督神学体系植入理论源泉，正如列宁所说“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星斯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寻求、探索、迷宫、人迷了路，列宁《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

神学方面译品有利类思译的《超性学要》;安文思译的《复活论》，两者均根据托马斯?阿奎那所着的《神学大全》。

关于《圣经》的译本，宋朝时期即有人译《摩西五经》，元朝时马可波罗来华时也曾传播过《圣经》。

耶酥会士贺清泰用官话译过《古新圣经》，徐宗泽说他译的“文欠渊雅”。

崇祯八至十年1635—1637艾儒略译《天主降生言行纪略》，又名《出像经解》，文中资料多取自《新约》，是《圣经》最早的汉文节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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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节译《旧约创世纪》，光绪十四年1888年编入《道原精萃》。

教会中《圣经》有多种译本，最初译者有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译《轻世金书》，其后蒋友仁译《轻世金书》，王君山1837—1867改用白话翻译，书名《遵主圣花》。

此外还有教士柏享理用文言改译的王氏译本;阳玛诺译的《圣经直解》为圣经学习提供了帮助。

宣扬天主教教义的书有罗明坚译《天主圣实录》，高母羡1593年在马尼拉出版的《天主教教义》;利玛赛在南昌刻的《天主实义》，汤若望译的《主制群征》;宗教传记多种。

此外，明清间的传教士还翻译中国文化经典和文学作品，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孔子，充当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一批文化使者。

据载现存最早的中国书西译本是罗明坚用西班牙文译的《明心宝鉴》。

其他传教士如利玛窦曾用拉丁文译中国四书，郭纳爵IgnaliusdeCosta，葡萄牙人，1634年来华和殷巴铎ProsperIntorcetta，意大利人，1659年来华用拉丁文合译《论语》、《大学》、各为《中国的智慧》;殷世铎译《中庸》，称为《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柏应理译《中国之哲学家孔子》;卫方济译以拉丁文译《四书》、《孝经》、《幼学》;金尼阁于天启六年16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