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佛经翻译也为我国送来了印度的历算书籍，如《婆罗门天文经》、《婆罗门竭伽仙人天文说》、《婆罗门算法》、《婆罗门算经》、《摩登伽经说星图》、《西门俱摩罗秘术占》、《婆罗门阴阳历算》、《婆罗门天文》八种，据《唐书历志》记载，瞿昙悉达于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当太史监，他在开元年间编着《开元占经》时将印度古历《九执历》介绍过来。

《九执历》有许多希腊天文学成份，如圆周划分360;60进位制计算法;太阳周年视运动远地点;推算月亮视直径大小变化之法;黄道坐标;正弦函数计算法及正弦函数表都是我国传统天文学体系没有的。

此外，《九执历》还介绍印度的数学知识，其中就有我国后来的笔算法，宋建隆四年四月钦定《应天历》，鲁穆国来中国，又为我国引进了阿拉伯天文知识，宋人据此修撰《应天历》，使用阿拉伯明食和五星制度计算法考核明食和五星制度;将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点以击钟为节，更以击鼓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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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时期是公元十一到十二世纪，蒙古帝族贵族铁木真率部统一周围的其他部落，于公元1206年建立蒙古帝国。

铁木真被各族拥为成吉思汗，随着蒙古帝国的不断征战扩张，其领域横跨欧严两大陆，到忽必烈时期达到强盛。

公元1217年忽必烈迁都燕京，改国号为大元。

公元1276年，元军攻战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两年后又攻占广州，统一中国。

元朝时中国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右，南越海表”

《元-地理志》，称世界之最。

元朝广阔的疆域为其陆海交通的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元朝时政府更是遣使屡次招谕海外诸番，随着航海的发展，元明时期官方与海外各国开始广泛贸易往来，此时，西方诸国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游世界，开始在海外寻觅新地，“而东西之接触，乃若电气之相引矣”。

柳治徵将元明时期作为近世文化史的开始。

他指出，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三。

一是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

二是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往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之历史。

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置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

三则是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

这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海上之交通焉。

由此，海上交通以及文化交流为东西方学术思想第二次碰接提供了平台。

像是1295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库噶丁Kogatin公主之命东行至印度，经黑海，赴君士但丁，后返威尼斯，之后，马可波罗又与叔父从陆路至元朝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热情招待。

十七年后回国后马可波罗将其经历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并激发了欧洲人东行考察中国开辟新航路的欲望。

当然，这个故事到底是真是假，还有待考证，只是想说明当时东西方交流的确很繁荣，不然也不会有这个故事。

包括后来到中国来的有葡萄亚王子亨利及约翰二世，以及荷兰人、英法等国，并且开辟了欧洲诸国在东亚的据点，东印度公司。

航海事业的发展使元朝时人们已经知道地球的形状，及至利玛窦等至中国传教，天文、历算、地理、格致诸学大兴，而且也输入了西方的科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