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运司次之，提点刑狱、提举常平又次之。

宋朝官职有职、官、差遣之别。

由于差遣为治内外之事的实职，故时人“以差遣要剧为贵途”。

至于唐代以来的职事官，宋时已蜕变为寄禄官、阶官，仅“以寓禄秩、叙位着”，故不为时人所重。因此，衡量路级诸司的地位，当以差遣高低为别。

宋朝差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抵已有条贯。

仁宗嘉佑时1056年-1063年，司马光所上《十二等分职任差遣札子》，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实际运作的情况。

他是这样划分的:“宰相第一，两府第二，两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转运使第五，提点刑狱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县第九，幕职第十，令录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

“其余文武职任差遣，并以此比类为十二等。若上等有阙，则于次等之中择才以补之。”

十二等差遣又可分为两个层次。

其中，知州军以下为常调差遣，而提点刑狱以上则为出常调差遣。

因此，转运使资序要比提点刑狱高。至于后出的提举常平则在提点刑狱之下，约与知州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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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北宋一路首州知州则不然，多由朝廷侍从乃至退位宰执等重臣充任。

对于帅臣的资序，范祖禹说得很清楚，他说:“将帅之选，多出于监司。”

“先自远路，渐擢至京东西、淮南，其资望最深、绩效尤着者，乃擢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为三司副使。”

“其未可辍者，或与理副使资序，自副使出为都转运使。夫自初为监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劳已深，资历已多，缘边山川、道路、甲兵、钱谷，皆所谙知，故帅臣有阙，可备任使。”

正因为如此，故宋人常目帅臣为藩镇，必须加以防范。

熙、丰1068年-1085年改革之初，知青州欧阳修自作主张地中止了京东东路青苗钱的发放，被王安石斥之为“殊不识藩镇体”，便是1个极好的例证。

此后元丰至绍兴，数次颁诏，规定提举官的资任依转运判官。

而宋制运判位在通判之上，与知州叙官位，故言。

卑临尊、以小制大的精神。大臣“出临外藩，即转运使所部”。其合申转运使公事，“亦书姓名于监司之前”。

转运使名位虽卑，但得按视其府库，“劾宰执侍从之臣”。

故宋人常津津乐道其制度之得体，认为汉州牧之制、唐节度兼观察之制，皆不及本朝防微杜渐之严。

因此，建炎之初1027年，李纲请置帅府、要郡，被认为是复方镇之制。

以此之故，议者始终不同意“如方镇割隶州郡”，不同意授予节制之权，不同意削减上供财谷。而是以“兵事皆属都统，民政皆属诸司，安抚使特虚名而已”。

故南宋高、孝时人吴儆尝叹:“所谓帅臣者，虽名为一路兵民之寄，其实一大郡守耳～”

因此，毫无疑问，有宋一代，始终严防地方割据，始终坚持以转运司为主体的地方行政体制，从未动摇。

开禧元年1205年，臣僚所言也证实了这1点，该臣言:“宪、漕诸司之势必行于郡县者，以刑狱之冤滥，讼牒之稽违，财赋之欺隐，诸司皆得以察之。”

“下至当职官之去留，承行吏之罢复，诸司皆得以专之。至诸司耳目之所不接，又巡按以及得之，故郡县于诸司财赋类不敢亏。”

所以说转运司是宋代高层地方政区的政府。

要知道在路级监司之中，转运司设置最早，五代时就已出现。

至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