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步转变了自己的身份并扩大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在绅士阶层开始成长为地方社会的重要力量之时，由于丧失了文化上的正统性与政治上的特权，原来在勾政权中享有崇高地位的布摩阶层不断走向衰落，其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动，身份布摩须是黑彝与出身布摩是世袭两个方面的垄断都被打破，许多白彝通过拜师学习成为了布摩。

改流后土目所扮演的角色，展示了绅士阶层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的一种治理模式。

直至1950年代以后，由于剿匪、土地改革等群众性运动的巨大冲击，土目阶层及其政治影响才最后消亡，这也许意味着彝制的彻底崩溃。

不过，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黔西北民间风传“吴王剿水西”时818逃往凉山等地的彝人即将重返贵州，要夺回他们的地盘与“政权”，这一传闻在许多地方引起了恐慌。

毕节、赫章、大方、威宁等县的许多人包括汉族、彝族、苗族甚至已经准备变卖家业，到异乡谋生。

可见，尽管改土归流已过去了三百多年，但彝制并未从历史记忆中消失，仍然对现实生活产生影响。

总之，如果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社会固有制度和文化的实际形态及其潜在且可能极为深刻的影响，注意通过少数民族自己的文献及口碑体会他们自己的历史表达，便有可能揭示出土司制度具体实施过程中王朝与地方社会间的复杂互动以及国家的礼仪和意识形态在少数民族社会的表达方式与过程。

相信这样的探讨不但有助于推进土司制度的研究，并且可以加深我们对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特质的认识，从而较为有力地回应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较多的中国国家认同、区域建构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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