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墓，自称钦授把总，大掠.丽江知府木增请讨之，谓法纪弁髦，尾大不掉，不治将有隐忧.上官嘉其义，调增率其部进剿，获兰枭之。”

作为朝廷“以夷制夷”的工具，高氏一直“忠心耿耿”地贯彻着这一原则。

从高斌祥以来，参加过朝廷调遣征战和平剿暴乱的土司历朝都有。

比如:明高昶率部攻克平麓川，立功升职;高聪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杀贼功，叠经巡抚，御史奖赏;高嵛五次奉调出兵;高德克平赤石岩等处夷乱;高承祖奉调征讨腾冲等地有功，获“报国忠贞。

高世懋四次征讨蒙化，武定和腾冲等地，立功受赏;高世昌天启二年领兵攻打米郎，必善等寨，擒贼首。

道光以前，“世际承平，士习于庠，农安于野，二百余年，军旅之事未之闻也。

道光以后，高氏土司所辖地界暴乱不断，道光年间，唐贵起义，高善因“办理不利”被朝廷所杀;光绪年间的高长祜和高履坤都死于当地少数民族的战乱。

可见，高氏土司的地位之所以得到保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很好地“践行”了朝廷“以夷制夷”的策略。

至于高氏土司的衰落的话，在明初以前，中央政权还没有对土司进行改土归流。

也就在这个时期，高氏土司达到了鼎盛时期。

后来，高斌祥受朝廷调遣击败明玉珍，生擒反叛的缅甸王立功，由北胜府知府，授中顺大夫四品，功升云南中书省右丞，授资善大夫二品。

也是因此，高斌祥的势力达到了高氏土司的顶点，之后，随着明朝廷的改土归流，高氏土司开始走下坡路。

对于改土归流，明代官吏多持“宜仍土官以顺其情”之策。

比如王守仁议广西思恩土酋叛乱时，曾反对设置流官。

他的理由是:“思恩未设流官，土酋岁出兵三千，听官征调”，设流官后，朝廷反需“遣兵数千防戍，是流官之设，无益可知。”

即使是这样，明朝“改土归流”，“土流兼治”的策略还是没有改变。

明洪武十七年，朝廷开始在永胜设流官知州，推行“土流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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