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的货物集散中心，但是土司制度的存在，阻碍了区域间的经济交往，影响了商品货物的有序流通，使当地经济停滞不前。

以及社会原因，土司与土民的矛盾日益尖锐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构成了是实施改土归流的重要社会原因。

土司肆虐子民，对所属百姓进行超经济强制和沉重的剥削，土司所作所为令人发指，可以“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在广西，土司对土民的态度往往是“视土民若奴隶，遇事恣意诛求”，。

更有甚者捉人“割做太监”。雍正帝曾言：“向来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僻在边隅，肆为不法，扰害地方，剽夺行旅，且彼此互相仇杀，争夺不休，而于所辖苗蛮尤复任意残害，草菅人命，罪恶多端，不可悉数。”

土司之间为争夺地盘而仇杀纷争时有发生，据记载，广西恩成土司岑钦在抢夺田州土地时，残忍杀害土民50余家，后岑钦联合泗城土司岑应攻占田州，杀戮百姓余人，泗城与上林土司的仇杀长达数十年，使土司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损害了当地土民的财产安全，威胁着土民的人身安全。

面对土司肆意妄为，草菅人命，当地土民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也与当地土司进行激烈的反抗斗争，顺治五年，陀陵县人周仲率千余人起义，使当地土司仓皇逃亡他境，康熙六十一年，罗文刚率众起义，杀富济贫，致使“官吏莫敢拘捕”；到雍正初年，上林县樊匡科、樊李王举旗起义，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土司制度，这些反抗斗争也使统治者认识到土官制度若不废除，西南地区无法进行有效管理，土民难有安宁之日。

最后是文化原因，要知道实施改土归流能够到达“以汉化夷”的目的，这样便于更好的控制祖国西南方各民族，维护祖国统一，雍正帝曾强调对待西南民族须“化其顽梗，期其善良”。

清代人口流动性较大，流入广西的人口主要为一是平民，二是流放发配人员。

据记载，广西多矿场，很多广东人“承开报采，纷然接踵”；仅南丹一处，在雍正年间就有十万余人在此开采。

广西历来作为安置犯人的重要地区，其各府储备粮食时多设有“军流遣犯口粮”，庆远府为1007石，桂林约700石。

大量外来移民涌入广西，使当地人口分布情况发生变化，在一些地方汉族人口成为主体，这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当地居民的思想意识，使逐渐形成忠于君主的观念。

这种君尊臣卑的观念，是边疆少数民族对汉封建文化的认同，这种认同感使土司制度逐渐失去思想基础，推动改土归流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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