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雍正帝三大心腹之一。

至于改土归流的原因的话，有很多，首先是政治原因。

怎么说呢，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雍正帝执掌政权，在这以将近80年的时间，清政权也从襁褓中的婴儿渐渐成长为青壮年。

清朝初年，满族刚刚立足中原，各地反清势力风起云涌，清政权的执政重心放到了平剿起义军和防止南明政权死灰复燃上，无暇顾及土司事宜。

康熙帝在位61年的励精图治，进一步加强皇权，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了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

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帝言：“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他一方面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加强皇权，剥夺了各旗王公具有干预旗务的权力，废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力，树立皇权权威。

此后康熙高瞻远瞩，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平定三番，极大巩固了清政权的执政地位，同时起到了树立康熙帝的威严，笼络了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

于是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打败郑氏家族，一举收复了台湾，设立了台湾府，加强了对台湾的管辖权。

同时面对沙俄对我国北部边陲的不断侵扰，康熙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雅克萨之战的胜利扞卫了东北边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稳定。

对蒙古葛尔丹部，康熙采取坚决打击的策略，亲征葛尔丹，平定了准噶尔贵族叛乱，有效的维护了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安定了祖国西北部疆域。

为有效管理西藏，康熙首先承继顺治帝册封达赖政策，面对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汗国军队，康熙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派兵入藏，击败准噶尔汗国军队。

此后，清朝又分兵驻藏，并任命官吏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相关事务，稳定了西藏局势，使其处于中央有效控制之下。

康熙一朝，使清政权统治进入全盛时期，这为雍正帝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雍正帝开始将治理国家的注意力投入到土司盘踞的祖国西南方。

土司积弊由来已久，到雍正时期，土司制度已带有浓厚的地方割据性质，大的土司领地比贵族公侯属地都要多几倍，各个土司在其势力范围俨然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土司经常对中央的号令视若罔闻，中央对土司辖地失去控制权，正常的国家职能得不到发挥，极大的削弱国家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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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认识到处理土司问题，不能再像以前朝代那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指标不至本，大规模、有序性处理土司问题已迫在眉睫，加强中央政府对西南的绝对控制权。

还有就是经济原因，因为土司制度代表的封建领主经济，农奴完全依附与土司，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而土司辖区内的一切资源均属于土司所有并且世代承袭，土司管辖区域是封建农奴社会形式，这一经济制度逐渐走向其衰落期，它严重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被社会主流的地主经济所不容。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主要体现在以货币地租为主，这需要能够自由买卖的土地和具有人身自由的佃农，所以代表封建地主利益的清政权需要推行改土归流，来瓦解落后的领主经济制度，建立新的地主经济制度。

广西商品经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形成一定规模，这也冲击着封建领主经济。

在很多州县都出现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圩市，例如平乐、梧州、贵县、大新县的圩市比较有名，这些圩市在当地区域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且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