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

“官鬻”指由食盐由官府自卖，禁止私贩，这是全面专卖；而“通商”则指令商人纳银于官，领盐发卖，这是局部专卖。

茶在川、陕、广南是准许自由买卖的。

酒在县镇乡闾也是可以民间自酿的。

由于对海外贸易的过分禁榷遭到了反对，舶货也被分成了禁榷物和放通行物，而放通行物是允许自由买卖的。

榷茶是宋代禁榷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其榷法也是很严格的，然而在宋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其政策也是各不相同的。

官买禁榷即由政府统买统卖，实行专卖，卖引法和合同场法是在政府监控范围下允许园户和茶商直接买卖，通商即为允许商人自由买卖茶叶。

宋代的禁榷如此发达，并不是偶然的，其与一定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

宋政府加强禁榷制度，首当其冲就是为了维持政府的财政收入。

因为宋朝建国初期，统治者吸取了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在财制上实行高度的集权，三司和三司使拥有着强大的财权，皇帝对财政的直接控制也得到加强，所以宋初的财政状况基本上稍好。

但到了太宗统治后期，不注意控制财政开支，冗费问题初步显露，随后问题越来越严重，南宋时又面临着强大的金国，战事失败，财务空虚，二者又互为因果互相推动。

宋代冗费中最突出的是冗官和冗军。

宋朝政府广开科举，遍布恩荫，官僚机构日益庞大。

太宗在位二十年，仅以科举取士，“登第亦近万人”，“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

今（皇佑元年）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史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逾一倍多矣”，到嘉佑八年，官吏“十倍于国初”。

当然，这些统计还不包括不入品的小吏，而小吏的数量势必是随着官员数量的激增而相应增加的。

于是冗官的问题既然出现了，解决的办法似乎只有两个，一个是裁汰冗员，一个是增加财政以应付。

为了保证中央绝对的集权，宋代政府去冗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反而给了官员极优厚的待遇，中级官员如“太常博士以上春、冬绢各十匹，谕德以下春加罗一匹，冬绵三十两，余客绢七匹”。

宰相、枢密使则“春冬服各绫二十匹，冬绢三十匹，绵百两”。

为了维持庞大的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耗费当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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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宋代国家多事，为了御外安内，宋代军队数量的增加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据《宋史》卷一八七《兵志》记载，宋朝前期常备军总数为从开宝年间的三十多万人，到庆历年间的九十多万人，不过九十年间，总数增长了二倍多。

可政府的军费开支又如何呢？

仁宗朝三司使蔡襄曾撰文记，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要知道宋朝实行募兵制，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战后没有大幅度地裁军，数量如此众多的常备军，确实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为了摆脱“国穷民困”的局面，政府于是越来越重视增加收入。

西北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茶盐之利尽归于官尚恐不足，如废禁榷制则“三军之食于何取之”？

于是无奈之下，政府只有加强了能够带来巨大收入的禁榷制度。

以上还只是宋代蠹耗费用的部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