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盐令则杨允恭，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

这段话就很恰当地说出了宋代禁榷制度密集的特点。

此外还加强了对禁榷物品从生产领域到流通领域的全面控制。

的确，宋朝政府不但扩大了禁榷物品的范围，更加强了对禁榷商品的全程管理，以从中攫取厚利。

但是这种全程控制并不能对所有禁物等而论之，而是针对不同货物或同种货物在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形式。

例如对解盐和四川官盐井的产盐，从生产、运输到销售全过程由宋政府进行。

再比如对茶的管理，前文简答的说过了，像是北宋初到嘉佑四年，东南八路的禁茶主要形式为：园户生产茶叶，绝大多数为官府收购，然后由官府出卖给商人，政府只是控制了流通领域。

从蔡京改茶法直到南宋，主要实行的是茶引法，“官府一般不向园户制服本钱收购茶叶，只是通过出卖茶引控制园户茶叶销售，获取专卖利润”。

政府既不控制生产领域，也不控制流通领域，只是通过更严密的管理来达到保证禁榷收入的目的。

以及对禁榷物品的立法更加严厉。

为了保证政府的禁榷收入，减少因民间私贩造成的收入流失，宋政府制定了严刑酷法，与私贩者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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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唐代对私贩茶是如此规定的：

“大中初，盐铁转运使裴休着条约：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

“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千斤者，皆死。”

“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傜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

而宋代茶法虽然屡有更易，但法律对民间私贩的惩处则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如乾德二年，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百钱以上者杖七十，八贯加役流，主吏以官茶贸易者，计其直五百钱，流二千里，一贯五百及持仗贩易私茶为官司擒捕者，皆死。

到了熙宁七年，于蜀严禁私茶交易，稍重则至徒刑。

南宋后主要实行茶引法，在政府的控制范围内允许园户与商人进行直接交易，因此私贩茶现象有所好转，但是宋政府仍然加强了对商人持引的规定，商人在整个贩茶过程中茶与引必须相随，“如行不随茶，并依客人兴贩引不随茶条法断罪施行”。

禁榷制度发展到宋代，“越来越加强，到蔡京集团当权达到了极点，茶、盐、酒等征榷制更加严密和完备”。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禁榷制度虽然如此发达，但也并非想象中的无孔不入，有宋一代，自由商业一直是存在的，政府对禁榷之内的物品视具体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如食品、服装等民间日常生活用品，一般由民间资本自由经营，国家则予以宏观管理。

粮食、纺织品、药品等，由民间资本和国家共同经营。

即使是榷货中最重要的食盐、茶、酒曲，甚至是绝对由国家控制的海外贸易，也都予以不同程度的开放。

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官鬻、通商，随州郡所宜，然亦变革不常而尤重私贩之禁。

天下之茶，多由政府垄断（行公卖法），惟于川、陕、广南，听其自由卖买，这便是自由贸易制。

至于宋榷酒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若有遣利，所在多请官酤。

三京官所造曲，听民纳直以取。

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址、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

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