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手段获得了巨额茶利。

而买卖差价，同样是商人赚取利润的不二法门，因为若转贩到北方地区，“以至散于夷狄似，其利又特厚焉”甚至“利尝至数倍”。

这两个阶段可以说是环环相扣，靠严酷的法律得以维持，使官府和商人比肩携手联合充当了茶叶流通领域的经营主体。

商人必须向官府入纳钱、物才能购得生利的茶叶，官府也只有靠向商人售茶才能得到丰厚的利润。

正如林駉所言:“榷溱茶之法，官病则求之商，商病则求之官，二法之立，虽曰不能无弊，然彼此相权，葚公私相补，则亦无害也。”

包括叶清臣更明确地说榷茶是“刳剥园户，资奉商人”。

因此，在北宋榷茶制度之下，官府和商人首先结成的便是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共同剥削茶叶生产者、消费者和运输者的伙伴关系。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宋代的各类商品中，茶叶是流通空间跨度最大的商品之一。

茶叶产地在宋代基本全集中在秦岭、淮河以南，而销售市场则主要是汴京等大中城镇，特别是北部、西部周秘边少数民族地区。

产地和销地距离遥远，这就决定了茶叶流通的最大特点就是长途贩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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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茶叶的远途贩运，尤其是大规模的远途贩运，绝不是一般中小商人所能经营得了的。

就连苏轼在议论商人贩盐时都曾说:“凡小客本小力微，不过行饔得两三程，若两三程外，须藉大商兴贩，拟决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运。”贩茶实际也是如此。

宋代一程是50里，二三程也就是100—150里。

宋代东南产茶区中最靠北的寿州到汴京的直线距离已逾600余里，至于要经营“自南方水陆二三千里方到西界”之类的长途贩运，对中小商人来说简直不亚于上九天揽月了。

既然“小商不能多贩，又不暇远行”或者更确切地说，稍远程的贩运，若“本不及数千缗则不能行”赴那么茶叶的大宗远贩也就基本变成了豪商巨贾的专利。

而榷茶制度的实行更为富商大贾排挤、兼并中小商人提供了良机。

如大中祥符年间，政府规定凭引兑茶“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知精好之处，日夜使僮仆赍券至官，故先获，初尖禁淮南盐，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后来又规定了交引偿茶的期限，“或数月，或百日，逾期未至者，每十分复合别输害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能及限，小商不能知，或无以贴纳，反贱鬻于豪商”。

因此“每有司变法，下利既稞薄。小商以无利而不能行，则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能行适得独卖其货。……故变法而橇刻利者适足使小商不来而为大商贾积货也”。

由此可见，北宋榷茶制度之下的官商伙伴关系，实质上主要是封建国家与豪商巨贾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共同垄断茶叶流通市场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说，宋朝其实是一个精明到极致的商人国度。

北宋政府实行榷茶制度，目的就在于与商分利。

范仲淹就说:“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孥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蕴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商贾，”

因此，既然官府和商人为着攫取茶叶利润这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彼此在茶利的瓜分上就必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

那么官、商双方又是如何分割茶利的呢，作者菌查过有关资料，大概从以下几个算式大家或许就能看明白这个问题了。

A:官府获得的茶利，卖茶价-交引价格指数。

B:商人获得的茶利，销售价-交引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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