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界人于惟孝因传达边界事，为北人收捕甚急，今乞归明。望朝廷悯其累报北事，及尝告捕北界刺事人李景等，特推恩。”

诏于惟孝与三班差使，充江南指使。

元丰二年（1079年），录北界归明人武备为下班殿侍、江南东路指使。备尝为边臣伺敌中动静，事泄，惧罪来归，故录之。

同年十二月丙辰，录北界人翟公瑾为三班借职，差江南指使。以定州路安抚司言，公瑾屡泄契丹事，惧祸，挈妻子来归故也。

元丰七年（1084年），雄州主管觇事人马杰探报北界事有验。诏与三班差使。

被赏官的间谍多为平民。

三班差使、三班借职、殿侍等虽为无品武阶，官职很小，但毕竟通过政府的特别奖赏，这些昔日的间谍已经完成了由民到官的转变，社会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对于那些曾身处敌境的间谍而言，如今的他们不仅再也不用惶惶度日，而且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固定的收入，从此可以安全、平静地生活。

这是政府对于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员最好的奖励。

此外还有精神奖励。

的确，在宋朝间谍史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国史中为间谍立传。

这标志着间谍已经得到了统治阶层的完全认可，并被作为忠义的表彰来激励后人。

《宋使·忠义传》中就为间谍姜绶留了一席之地。

据《宋史·姜绶传》记载，姜绶是处州人，当金兵进犯京师时，内外不通消息，他以忠诩郎应募，带密信赴南京调兵支援京师，但出城后被金兵捕获骂贼而死。

《金史·忠义传》中也记载了间谍张顺的事迹。

张顺原为普通士卒，后应募侦察敌人的兵势，并通告城中被围将士救兵将至，在其潜到城下时被俘，俘后还大声告诉城内救兵将至，结果被乱刀砍死。

有奖赏的话，当然也少不了惩罚措施了。

因为间谍情报活动除了危险性高外，还是一项保密性极强的职业活动。

一般来说，离开了保密，就谈不上间谍情报活动了。

故《孙子兵法·用间》篇中云：“事莫密于间”，并强调重惩泄密者“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宋朝统治者对在间谍情报活动中“泄密”、“窃密”者的行为给与了严厉的处罚。

宋朝军法明文规定：“漏军事或散号漏泄者斩”；“吏卒与贼私相交通或言语书疏者斩，仍没其家财”。

对于官吏的泄密则有另外的惩罚措施。

根据所泄机密的等级不同会有轻重不等的处罚措施，如事关朝廷机密“诸听探传报泄露朝廷机密事若差除（差除谓未出尚书省枢密院）流贰千伍伯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荫论”；一般的情报“诸发运监司、经略安抚总管钤辖司人吏漏泄本司公事，杖八十；重害者加二等（重害谓机密事若奏劾徒以上罪及措置之类）”；若是直接危害到了国家安全则要被处以极刑“诸以国家事宜若重害文书及干边防报化外者绞；未通报减一等，配二千里以上，并奏裁许人捕”。

对于提供虚假情报的间谍直接处斩，“觇候谬说事宜更相推托及漏泄者斩”。

熙宁六年（1073年），“斩两地供输人、北界探事百姓王千”，原因是王千为冒领赏金而放火焚烧日沟驿庙。

至于情报传递体系，由于间谍情报必须绝对保密，万一稍有疏忽，泄露军情或贻误军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为了达到情报的快速、准确传达，宋朝主要采取了两种传递方式。

一是烽燧传递。

烽燧，也称烽火台、烽台、烟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