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人员称为逻卒，即皇城司探事司亲从官，也被称为察子、亲事卒、武德卒。

皇城司最初被赋予探事职能，是因为“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

也就是各割据政权还未荡平，国土还未统一，天下还未太平，宋太祖“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

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掌握各方动态，将各种不安因素消灭于襁褓之中。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侦探工作，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设立了专职的情报机关。

“蜀平，以参知政事吕余庆知益州，余用选人以轻其权，而置武德司刺守贪廉。”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防止新占区反叛的防御措施。

史载，宋太祖“采听明远，每边阃之事，纤悉必知”，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皇城司的探事职能。

皇城司探事的内容无所不包。

《宋会要辑稿·职官》载：“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

也就是说，皇城司的探事内容已经细化到了民间的突发性琐碎事件。

皇城司的探事职能有两项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对内刺探、缉捕外国间谍，阻止其刺探本国情报；对外监察本国使者、接伴使，防止其泄漏国家机密。

在对内收捕外国间谍方面，因为皇城司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京城一带，所以其大部分针对的也只是活动于京城的间谍。

宋朝的京城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集了全部重要政府机构，是最接近中枢首脑的地方，具有很高的情报价值。

因此，这里也成为了各国间谍最为亲昧之地。

时人就曾感慨：“辇毂之下，岂无外国谍人？”

外国间谍在京城的具体活动情况，由于缺乏史料记载，我们无法了解更多，但从零散的记载中，还是可以推测一二。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宋政府下诏：“募京城内外捕索元昊刺事人，获一名者赏钱三十万，公人仍转两资，百姓优与厢镇。而知不告者，法外重诛之，其妻孥仍配广南编管。”

同年六月又下诏：“元昊刺事人自今获一人者，赏钱百万，补班行；其容匿者，家长斩，妻子配流；所在失觉者，重劾其罪。”

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诏：“令捕谍人之在京城者。”

熙宁八年（1076年），“诏：‘外国刺事人，令都亭驿、开封府密遣人迹捕。告获一人，赏钱千缗，仍与班行；即居停知情人能告首，原罪外亦与酬赏。’时北人泛使将至，虑有奸人窃觇中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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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宋政府所发出的诏令来看，京城一带应该是外国间谍活动频繁区，知制诰王存就对此表示过担忧：“辽人觇朝中事颇详。”

那么，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刺探与破坏，作为负责皇城警备的皇城司毫无疑问的要肩负起搜捕外国间谍，保护国家安全的重任。

真宗时期，皇城卒曾“告贾人有为契丹间谍者，捕系皇城司按劾”。

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东上合门使、会州刺使王遵度领皇城司，遣卒刺事。有沈吉者，告贾人张化为契丹间谍，即捕系本司狱，所连逮甚众”。

可见，皇城司不仅担负着刺探外国间谍的职责，还拥有直接缉捕、鞫狱的权力。

皇城司的对外监察，主要体现在陪同外交大臣出使外国。

两宋时期，除了对外战争频繁之外，国与国之间使者往来也极为频繁，为了刺探对方的情报和监视出使大臣，防止他们泄漏本国机密，导致政治被动，皇城卒理所当然的担负起了陪同任务。

一般大臣出使，身边都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