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拉吉率领的葡萄牙舰队的成员，1517年到广州，在粤停留三年后赴京，因葡萄牙人不懂得为皇帝举哀期间明武宗朱厚照在1521年即正德十六年去世暂停海外交易的中国规矩，1521年9月被送到广州拘捕，1524年明嘉靖三年从广州监牢中维埃拉Vierira发出信函回国。

他在信中就中国的外交、社会关系、吏制等发表了不少看法，其中说到:中国的法官都是来自文人学士，“获得一种学位的每位文人学士，起初做做小官，以后再升任到高级职务上”。

盖略特·伯来拉1549年明嘉靖二十八年被中国海防军俘获，他虽不是当年葡俘中惟一写出自身经历的人，但他有关科举制的叙述可以说是最详尽的一个，这在其着作《南明行记》中有所体现。

据他所说，察院要审讯囚犯和授予学衔。

察院年年巡视，被选拔来充任要职的人则每三年会聚一次，在为他们准备的大堂里受到考试。

向他们提出许多问题，如回答合格，够得到学衔，测验通过后，要为那些得到学衔的人举行隆重仪式，经常要共同盛宴庆祝。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位葡萄牙囚犯知道了中国考生是在严密监视的条件下进行考试时，也戏称中国应试者为“囚犯”，将他们等待金榜题名的人生得意之际，则称为“等待判决”。

而且，他还发现同牢的中国“难友”中，竟有因考试落榜而蹲监狱者。

对科举制度记载更为详细的、对西方影响更大的是圣奥斯丁会修士儒安·贡查列斯·德·门多萨编写整理的着作。

门多萨的着作首次于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在罗马出版，目前在中国的中译本名为《中华大帝国史》。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文中除了介绍了科举的竞争性，还介绍了如何授予学位，以及是如何庆贺的，对中国的科举极具赞美之意，他写道:“在当今世界上为人所知的国家中，这个庞大的王国是治理最佳的一个。”

但应该说门多萨对中国事物具有一种近乎于不切实际的信心与心有灵犀的理解力。

他在零乱的资料中敏锐地发现中国教育与统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和中国文明对知识特有的尊重。

在那里只有饱学博闻的人通过国家考试才能成为官吏参与管理政府事务，任何一个人在学识上的努力都可以使他进入社会上层，这就意味着一种平等与竞争的健康的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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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对16世纪末西方封建等级社会是一大震惊，同时也预示着以后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科举与文官制度的利用。

二西方传教士笔下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随着西方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会主一批批前往中国，他们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同时又向自己的国家介绍中国的哲学和许多奇闻轶事，其中也包括科举制度。

在这些耶稣会会士中，最有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在明朝末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自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至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在中国生活了28年，并被任命为帝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他在《书信集》中，有不少关于科考的记载。

例如在1597年9月9日的一封长信中，利玛窦应一位神父的要求，介绍了当月在南昌举行的乡试情况。

他说:现在我就开始介绍中国科举，也希望您把这种制度介绍给您目前服务的公侯，要他们知道这在中国与意大利各邦所推行的有多大的区别～在管理、政治与秩序等方面，中国的确超过其他民族。

利玛窦作为在中国度过了后半生的耶稣会传教士，晚年时他于1610年5月去世以十分赞赏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中国科举选士制度形成的文官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