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有崤函，北通幽燕，南对伊阙。“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

秦以后宋以前有东汉、曹魏、西晋等王朝建都于此，号称“九朝古都”。

正因为如此，赵匡胤才有了迁都洛阳的念头，其出发点乃是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他认为建都于洛阳，既有利于防守，还可以省去大量冗兵，减轻国家的负担。

后来范仲淹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

“洛阳险固，汴为四战之地，太平宜居汴，既有事必居洛阳。”可惜他的意见没有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就德治和设险守国而言，德治固然应当放在首位，但设险守国绝不能忽视。

正如清代学者顾祖禹所说的：“虽恃德不恃险，而设险重闭之义，亦未可略而不讲也……汴四战之地，受敌最深，梁末帝之祸甚于王假，靖康之辱几于石晋，况滔天之浸（指黄河）近在咫尺之间，言建都者，其亦有鉴于往事哉！”

北宋名将韩琦曾建议加固京师外城，以此加强京师的防守，他说。

“北戎势重，京师坦而无备，若一朝称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与之力战。彼战胜，则疾趋澶渊。若京城坚固，戒河朔之兵勿与战。彼不得战，欲深入则前有坚城，后有重兵，必阻而自退。退而邀之，击之，皆可也。”

谏官余靖表示反对，他说：“王者守在四夷，今无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而为婴城自守之计。”皇帝同意余靖的意见，韩琦加固京城的建议被否决。

既然开封无险可守，保障首都安全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兵力补足。北宋汴梁一带经常驻军数十万，城里城外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

大量冗兵云集京师，大大增加了汴梁对运河的依赖性。时间一久，就造成政府财政开支负担沉重，百姓困于徭役。

前面说过，赵匡胤登基后多次下诏开挖运河，为此不得不征用大量民力。

赵匡胤了解民间疾苦，爱护百姓，不会轻易动用民力。

建隆二年，他命令给事中刘载带领民众挖五丈渠，他对侍臣说。

“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开导沟洫，以济京邑，盖不获已耳。”

他知道京师依赖运河供给并非长久之计，所以才有迁都的打算。由于迁都计划受阻，运河的开挖和维护便成为北宋自始至终的国家大事，正如张方平所说的。

“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

河道不够要继续开挖，河道淤塞要不断清淤，无休无止的开挖清淤动用无数民力，使百姓疲于奔命。

汴梁是运河的供给中心，政府的粮食和物资的主要来源地是长江下游。

宋初，长江下游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自成为京师的粮食和物资主要来源地后，其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天下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汴梁，其他地方却越来越穷困，这正是赵匡胤所担心的。他说的“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也真的言中，过了不到百年，民力几乎耗尽，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停滞，北宋政府经常入不敷出，庞大的军费开支占据了朝廷总支出的60%~70%左右，使朝廷和人民都喘不过气来，财政上的“积贫”和军事上的“积弱”成为不可挽回的趋势。

到了1126年，金国见北宋已弱不禁风，兴兵大举南下，包围汴梁。

1127年，金兵占领汴梁，北宋灭亡，被金兵洗劫一空的汴梁城从此风光不再，汴河航道也逐渐湮塞，南北交通要道的重要地位也慢慢丧失，汴梁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宣告结束。

但不可否认，此时的汴梁，正处于它最繁荣昌盛的时期，而看着眼前这繁荣昌盛的景象，李小鱼则在想，自己要不要做点什么，来改变这座繁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