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

1619年7月15日，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被安置在圣·保禄学院里。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

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南京教案”，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其时正是明朝内忧外患之际，满洲努尔哈赤的勇兵悍将“非火器战车不可御之”。朝廷派人到澳门向葡萄牙人购买大炮。滞留澳门的传教士们以军事专家的面目，跟着大炮随行，得以进入内地。

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约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字“道未”出典于《孟子》的“望道而未见之”取道北上。

1623年1月25日到达北京。汤若望到北京后，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

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1624年9月，他又准确地预测了月食。还用了一种罗马关于月食计算的方法，计算了北京子午圈与罗马子午圈的距离。为此，他写了两篇关于日食的论文，印刷分赠给各官员并送呈给朝廷。

中国传教会给他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语言文字与儒家学说，数理天文学以及传教工作只是附带的。他在北京见习了四年，在钦天监官员李祖白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伽利略望远镜的《远镜说》，第一个将欧洲的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以后的历法改革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汤若望与韦宝谈的很是投机，因为他拿来自己制作的望远镜给韦宝看过之后，韦宝似乎对望远镜很熟悉，还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

“韦先生，请你等一下，我去将我的老师金尼阁先生叫过来给你认识，还有我的几位好朋友，他们都对各类科学很有研究，能在大明朝遇见你这样通晓西学的人，真的很高兴。”汤若望很礼貌的对韦宝道。

韦宝正中下怀，微笑点头“那就麻烦汤若望先生了，我也想与你们这些有学问的科学家认识。”

汤若望听韦宝称他们为科学家，很是高兴，当即去请正在观星台上观察月亮的金尼阁等人去了。汤若望大起亲近之感，主要还因为韦宝似乎对于欧洲的地理很熟悉，他都不用详细向韦宝讲述具体位置，韦宝似乎就已经知道了。

最关键还是看出韦宝气质高贵，肯定家世不凡，兼之韦宝身边的吴雪霞，即便是外国人也能一眼看出不是普通女子。

能遇上韦宝这种身份尊贵的大明国人，又能被对方这么尊重，自然高兴的。

韦宝也一样，韦宝想着的是，若能往天地会科学院真正招揽到一批通晓天文地理，冶金，机械，化学，弹药学的科学家，则可以大大加速天地会科学院的发展了！

韦宝虽然并不是很看得上这个时代的科学家，但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