诰三编》时又重申“此诰前后三编，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育，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的不虚示。”

朱元璋又要求军官们全家老小都要背熟《大诰武臣》“不听不信呵，家里有小孩儿每不记呵，犯法到官，从头儿计较将来，将家下儿男都问过你决得这文书里几件？若还说不省得，那其间长幼都得治以罪”。

为了扩大四编《大诰》的影响，朱元璋把它们列为全国各级学术的必修课程，科举考试从中出题。奉其旨意，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则以违制论处。

当时天下讲读《大诰》的师生来京朝见者多达十九万余人，均赐钞遣还。

将如此众多的师生由全国各地召来京师讲读《大诰》，举行学习报告会，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堪称空前盛举。

此外，收藏《大诰》与否，成了判罪或减罪的依据；熟背《大诰》，不仅可以获奖，而且还可以因此而被录用为官，平步青云。

朱元璋为推广自己的这几篇作品，确实费尽心机。

韦宝觉得朱元璋的这些作为，可以当作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标本。

朱元璋以为依靠政权的强制力量，可以使《大诰》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明廷专制统治也能藉此而永久存在下去。

但是，在他殁后没多久，四编《大诰》就被他的臣民抛置脑后了。

明代中叶，陆容说国初惩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风草然。然有面从于一时而收违于身后者，如洪武钱、大明宝钞，《大诰》、《洪武韵》是已。

《大诰》惟法司拟罪云有《大诰》减一等云尔，民间实未之见，况复有讲读者乎！

嘉靖六年（1527），霍韬向皇帝上疏说洪武中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间子弟早令讲读《大诰》三编，今生儒不知诰、律久矣，临民莅政，惟皆以吏为师。宜申明旧令，学校生员兼试以律，仍令礼部以御制《大诰》诸书刊行天下。

几本枯燥的书，韦宝却读的是津津有味，因为韦宝也痛恨官吏！

从书中，韦宝能看出朱元璋的心思。

明律是死的，不能变，《大诰》主要管的是官员。朱元璋本身因为自己经历更加痛恨贪官，所以大诰的惩戒也更加严格，甚至到了变态地步。

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表现。

“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入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纪纲法度，为治之本。”朱元璋对法律极为重视，同时由于元末明初之际，法律破坏严重，所以制定明律十分迫切。加上李善长有“历代之律，皆以汉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成”，因此《明律》是以《唐律》为本所制定的。

韦宝觉得法律是由两个字组成，即“法”和“律”，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律，指的是国家颁布的社会规则，例如“杀人偿命”。律是冰冷的，机械的，不讲人情的，它只讲究执行、执行、执行。法，不是一个具体的条文，而是在无数的条文基础之上所提炼出来的一种理念，一种精神。它不在乎一个具体的规则，而是强调一个公平、正义的理念。一方面要讲规则，讲执行；另一方面要讲公平，讲正义。两边儿合在一起，才叫做“法律”。

所以说，古代没有法，只有律。

原因就在于，这些“律”的背后，是没有“法”的。皇帝口含天宪，说什么就是什么。律条什么的，当然是用来治理臣民的，哪能约束皇帝？

看了一上午的《大诰》，韦宝将几本书都看了一遍，他只求大概知道说的是啥，并没有要求自己背诵。

在韦宝看来熟记这时代的法规，意义并不大，当官的都有师爷，即便现在记住了，过一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