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自己名下，而是朝廷名下。

这么一来，苏州府就成了一个“权力的胶着地”。

简单地说，衙门流官朝廷派，但江南商会在苏州府的话语权，盖过了衙门。

所以，这么一来，许多事如果按律就行不通了。

譬如钱谦益叛逃，原本钱谦益在苏州府常熟县的一应家业都得抄没并没籍，同时牵连钱家三代族人。

可此时，钱家根本没有被严惩，因为朝廷根本没有下过查办的命令。

朝廷在想，如果命令下到了苏州府不被执行，那朝廷的颜面就丢大发了，因为明朝地方乡绅的权力是很大的，一个家族对族内之人，除了刑事案之外，有着说一不二的权力。

简单地说，除非是刑事案，一般纠纷都可在族内解决，不需要麻烦官府。

这就造成了一个大的家族，都有抗法的实力。

所以，要执行这样的命令，就必须调动一支百来人的军队。

这对于苏州府现状是犯忌的，于是朝廷认为，既然吴争当时就在京城，是知道钱谦益叛逃的，就让吴争去处置好了。

而吴争哪有心思管这等闲事？他以为这事该朝廷管，用不着自己越殂代疱。

就这样，两头不管，让钱家等于钻了空子，逃脱了一场几乎是全族流放甚至灭门的惨剧。

如果只是这样，张煌言也就不会来麻烦吴争，直接以按察司的名义补道令就是了。

事情是这样的，钱谦益当时叛逃，柳如是却不肯追随北逃。

柳如是半路下了马车，回到了常熟，就是钱谦益想金屋藏娇，给柳如是造的“绛云楼”和“红豆馆”。

柳如是本是嘉兴人，但既然已经出嫁，有道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愿意追随钱谦益北逃，自然就回了钱谦益的在常熟的故居。

况且，此时柳如是已经为钱谦益生下一个女儿，就安置在常熟老家。

可问题来了，柳如是刚回去时，情况还好。

等到钱谦益叛逃的消息传来，那就一样了。

当地官府没有查办，族人反而闹将起来，他们要瓜分钱谦益的家业，理由是，钱谦益当了汉奸，牵累了族人，家产得归族人所有。

柳如是被逼得没了办法，无奈之下，想着惹不起，总还躲得起，收拾了家中细软，带着女儿逃出常熟，一路回了嘉兴，她自己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