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可守，太祖曾拟把首都迁往形势险要的洛阳，或甚至长安，可是，事实上因为汴京比较便于漕运，他这个计划只好完全打消。其后，洛阳父老又请真宗迁都于洛，真宗也因该地不便漕运而加以拒绝。

朝廷对于江淮物资的北运，也像唐代裴耀卿和刘晏改革漕运时那样，采取分段运输的办法，即转运法。当时首都与经济重心的江淮的距离，远较唐代为近，但因集中的军队较多，对于粮食的需要却特别的大。在另一方面，运河的水主要来自黄河，因受冬日黄河水干的影响，每年自三四月起只有半年左右可以通航，到了十月即因水浅而不能航运。运河每年既然只有二分一左右的时间可供船只航行之用，朝廷对于江准巨额米粮的北运，便只好尽量利用这半年可航的时间。此外，运河河水的深度又没有长江那样深，不能像长江那样航行大船。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想运河充分发挥运输的效能，转般法实是最合适的办法。

当时东南六路上供的米粮，每年都由各路转运司按照规定的时间分别运送到真州今江苏仪征）、扬州、楚州（今江苏淮安）、泗州等地的转般仓，由发运司负费收受。这些贮存于各州转运仓的来，等到运河水长，可以航行的时候，便由发运司用船加紧运送往汴京去。发运司备有巨额的钱，在平时用作本钱购米贮藏，以便各路转运司万一没有按照规定时间把米运到时，代替来运往汴京，以免错过了运河可航的时间。这些预先贮藏好的米，发运司多在农产丰收的时间和地点来收买，以便农产歉收路份用钱代替来缴纳，故无论在时间上，或是在空间上，它对于粮食供求的调节都有很重大的贡献。

此外，当时朝廷实行食盐专卖，淮南沿海出产的盐多先集中于真州，以便江南荆湖及两浙等路来此的船只，把米卸下后，装盐运返各地销售，这比诸空船回去，自然要经济得多。

说到在运河上来回运米的漕船，发运司常常备有六千只漕船。每船载米三四百石，一年往返三四次。除船夫沿途食用以外，每船一年运抵汴京的米约共一千石，合起来则六百万石。这许多在运河上来回行驶的船只，如果要讲求效率，不能够没有组织。朝廷以船十只组成一一运输队，称为“纲”，由使臣或军大将一人负责押运。其后到了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初，为着要防止官物的侵盗，发运使李溥把三纲合并为一纲，由三人押运，三人互相合作，管理可就比以前的一纲更加周密。再往后，到了熙宁二年1069年，因为漕运吏卒常常营私舞弊，薛向遂募客舟与官舟分运，以便互相督察，杜绝流弊。至于沿途漕运吏卒所消耗的食粮，虽然可以取自船中所运的米，但却不许各船自由烧火造饭，而由押纲厨船负责办理;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火灾，另一方面又可以防止盗米。就这样漕运船只不断的完善，运送到京师的粮食也非常的稳定，其路途上消耗的越来越少，运抵京师的粮食则越来越多。

由于上述的办法，早期运河每年向北输送的物资，数量至为可观。其中光米粮一项，由东南六路运往汴京，至道初995年，汴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初1008年，七百万石，其后越来越多，在真宗末及仁宗时10231064，运河每年运抵汴京的米，有时竟多至八百万石。

此外，运河每年北运的其他物资，如金、银、钱、帛、茶及各种军用品，数量也非常之大。当时南方各地，除供米的东南六路外，四川因为距离较远，每年经长江及运河运往汴京的物品，以布帛为主，广南东路因为是对外贸易要港的所在地，每年北经赣江、长江及运河输送至汴京的物品，则以金、银、香药、犀角、象牙及百货为主。这许多物资都构成了京师及朝廷赖以存立的经济基础，而它们所以能够由南方大量运抵中央，运河实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在这样运河通畅的情况下，由南方经运河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