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经过改革后，北宋削弱了地方对中央的威胁，增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武将地位，实行文人治国。但是由于赵家太祖是篡位登基，做贼心虚，所以他的改革有一点矫枉过正。

比如赵匡胤害怕大臣集权，他就采取了一职多官的策略。这种一官多职的想象，当代社会也是存在的。一个职权分成好几个职能部门，想去办点事就要跑十几个衙门。这么搞固然是削弱了官员的权力，使官员不能揽权。但代价就是官员数量巨大，职权分配不清晰，遇见事故就相互推诿，净是一群只拿工资却不干活的玩意。并且北宋官员的级别和待遇还都不低，朝廷每年仅仅官员俸禄开支这一项，就有很重的负担。

除了公务员负担这一项外，北宋的军队负担和土地兼并也是两个大问题。军队的问题主要是两点，一是军队人数太多，二是军队战斗力积弱。之所以会有这两个问题，也是两方面造成的：一是北宋的外患很重，为了对付西夏和辽国的威胁，就需要养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二是北宋皇帝害怕军队会造反，就设置了防止武将专权的制约体系。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问题。兵将不识的结果就是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的开销巨大，而战争回报非常感人。

养官、养兵、打仗都需要开支，那么钱从哪来呢？从老百姓身上收税呗。但问题是北宋不抑制土地兼并，士绅疯狂兼并老百姓的土地，而士绅不用纳税，老百姓没有了土地却仍然要纳税。其结果就是朝廷收不到税，而老百姓的负担却很重。朝廷和老百姓都是受害者，得利的只是士绅。

既然社会存在这么严重的贫富不均问题，那么改革就是必然的了。王安石变法前，宋仁宗时期的欧阳修、韩琦等人就是力主改革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变法目的，实际上有很大的功利性。作为官僚阶层，在没有确实可见的利益推动下，他们是不会给统治阶级卖命的。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韩琦和欧阳修等人的改革，出发点并不是单纯的富国强兵，而是通过改革让自己升官。往好了说是为国为民，说白了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

宋仁宗死后，宋英宗继位四年也驾崩，然后就进入了宋神宗时代。神宗继位后，满朝文武都是历经仁宗、英宗的三朝元老，神宗的威望很浅，毕竟他是个只有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而像韩琦和欧阳修这样当年都还很嫩的新人，在神宗时期则已经都晋升为老变法了。所以宋神宗为什么要变法？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国家疲敝不堪，需要变法；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变法达到揽权的目的，把宋仁宗时期的老变法们都赶下去。

王安石的变法恰好符合了神宗的利益。一是他的变法主张确实能够替朝廷敛财，缓解财政压力；二是他的个人性格也符合神宗打压老变法的潜在目的。在这种双赢局面的推动下，王安石和宋神宗就算是一拍即合了。然而基于这种目的不纯的变法改革，遭到抵制也是必然的。

首先是绅士和老百姓反对他，士绅反对很好理解，毕竟王安石动了士绅的利益。百姓为什么也反对变法？这是因为王安石的变法的目的是富国而不是富民，他夺商人、地主和农民之利归国家，富得是国家，跟老百姓没关系。也就是说，王安石变法没有

缓解贫富差距，反倒把地主和农民都得罪了。老百姓因为变法减轻了一些原有的负担，但是变法也给他们增加了新的负担，这一来二去，老百姓的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减轻。

其次是官员反对改革。这一点看似正常，但背后的利益关系很复杂。有一部分人是真的因为利益受到了伤害，坚决反王安石；有一部分人纯粹就是避嫌，这些人就是以韩琦、欧阳修为代表的老变法派。他们并不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措施，但是他们就是要反对变法。因为他们的身份显赫，已经不需要通过变法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了。他们的反对，实际是一种自保。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