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公羊学”的产生和两次盛行，是思想史、史学史上发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其秘密在于《公羊传》中蕴含着一套独有的政治———历史哲学。?公羊传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从这一根本点出发，《公羊传》包含着一些可供人们发挥的历史思想

第一，《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经》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作为儒家思想最重要的原则，为战国晚期正在进行的“统一”作舆论的准备。甚至直接成为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第二，《公羊传》又包含有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推演，划分历史的发展阶段。此即著名的公羊三世说。更重要的是，其对于三世异辞说的解释包含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242年视为铁板一块、凝固不变，而看作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三，《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上述两项都是极重要的“微言大义”，其他明显的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诸如此类都可以大加引申比附。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1]

三传今古文之争

三传今古文之争，自汉代到近代，仍然得不到结论。四库简目综评，左传褒贬或有不确之处，但所述事实，都是根据古代正史，如果不明事迹的始末，何能臆断是非？所以，研读春秋，必以左传为根柢。公羊传自子夏到公羊寿，经过六传，皆是口耳授受，又加经师附益，难免不失圣人之意，然而大义相传，究竟有其所受之本。谷梁子与公羊同师，文比公羊更少，但有些精义，或为公羊所不及。此论可谓公允。

左传所记的事实，有很多是出乎一般人了解之外者，如庄公八年，齐侯在野外看见一头大豕，竟是冤死的公子彭生所变，齐侯怒而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如昭公七年，郑子产讲述禹王之父鲧死后化为黄熊（一作熊）。其它尚有很多鬼神之事，以及卜筮祸福之期等。这在讲究现实人生的学者看来，确是奇异。所以范宁在他的谷梁传序文里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然而理藉事明，奇事愈多，则其供给学者的见闻愈广，学者可以深悉前因后果，眼界为之大开，探索经义自然便利。故以左传为主，兼采公谷二家，实为研读春秋的正途。

评论

郑玄在《六艺论》中有所批评“左传善於礼，公羊善於谶，谷梁善於经。”

东晋范甯（《後汉书》作者范晔之祖父）在他所撰的〈《春秋榖梁经传集解序〉中评论《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传》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公羊传》的成就在於发挥《春秋》的褒贬，从而找出“微言大义”和“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皆东汉何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