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在上面敲了敲，起身告辞。

不久之后，郭士立就与身处广州的宋插建立了联系，开始输送一些东印度公司的商务文件。至此，到1836年底，莱茵在清国的情报机构，由广州南洋商人宋插、广东按察副使邹汉勋、澳门东印度公司翻译郭士立三人为核心构建起来。

这次邹汉勋和郭士立分别拿到清国方面和英国方面对鴉片问题的情报。宋插汇总后觉得局势在迅速恶化，于是派人给谢绾送了信，因为谢绾在伦敦，信又辗转到了伦敦。

谢绾看看信的内容，里面包括三个部分

其一是1836年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在一次涉及清国事务的官员会议上，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同年，在伦敦成立了“印度和中国协会”，这个协会旨在为保护商人在远东利益，协同影响英国政府以强硬态度应对清政府——这两件事，郭士立都以中国通身份参与并担任顾问；

其二是1836年11月12日，江南道御史袁玉麟奏折

“今日之弊，事事以办不动三字借口，而其尤为因循迁就者，莫如鸦片弛禁之议。……纹银出洋，诚为可虑……鸦片开禁……是撤藩篱而饲虎狼也……虽日禁兵丁，而终无净禁之日……天下之患，莫大于一发而不可收。”

差不多同一时期，两广总督林则徐进言道光帝

“鸦片流毒于天下，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这两件事都明发邸报，被邹汉勋看到，誊抄之后转给了宋插，继而又到了谢绾手里。

郭、邹、宋三人见到这些情报，觉得情况紧急，而在谢绾眼里，却并不算个事——他连后来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都很清楚，怎么会对此时清英之间的嘴炮感到惊诧。

谢绾重新又在心里想了下莱茵和德国，在这场注定的战争中该有什么样的立场和角色。很快，从清国回来的信使，携带者谢绾的回信返回清国。信里写了很多安排，只是在最后着重强调了一下，

“切勿擅动，静待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