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荒唐的。

因为运用西方的理论，甚至和西方的文学加以比较，这种研究本来是从王国维以后就有这样一个传统的，我们只是在60年代前后，那个时候不开放，那种情况下固步自封，那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逆流。

所以说吸收西方的观点，跟西方的文学进行比较，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研究方面。

我刚才说，王国维1904年写《〈红楼梦〉评论》，到1920年，我记得有两篇文章，其中特别是有吴宓先生，学衡派的吴宓先生，写过一篇《〈红楼梦〉新读》。

这篇文章是1920年写的，那完全是跟西方文学的一个比较的研究，这个时候已经是很正常了，而且我们看那一代的学者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外语也不行，说到西方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

王国维、陈寅恪这一代学者你去数吧，都是学贯中西的。

钱钟书先生等等，至少会一门外语，这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是留过洋的，但我们这一代客观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没有留洋，我们到农村劳动了，只能是用“土八路”的方法。

所以也不怪我们，这也是我们学术传统上的一个断裂，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再说两句，你老是脸背过去，我也没法跟你交流。

学习西方的东西，跟西方的作品进行比较，是绝对应该进行的，可能有些时候它做的不太符合规范，就是说比较文学不是比较的文学，也不是文学的比较。

那比较文学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比较文学的内涵，比较文学的方法，这些东西就是现在我们要力求做得规范，它是有一个方法在里面，不是拿过来什么就可以的。

孙玉明先生也说，谈到比较文学这一块儿，他还是有一种感觉，我们收到大量的来稿当中根本没有理解比较文学这个概念应该如何运作，就是非常机械化地比较。

比如说比较贾宝玉《红楼梦》与《源氏物语》，那么贾宝玉有几个女孩，光源氏有几个女孩，贾宝玉如何疼爱女孩，光源氏如何疼爱女孩，不是这样比较法。

如果能深入到两国文化的同异中去，比如说《源氏物语》产生的那个特定的时代，日本那边的历史文化是一种什么状况。

那么《红楼梦》产生的这个时代又是一种什么状况，再比较点其他东西，谈点文化的流变，或者是两国文化上的差异，这个问题他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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