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此后的道光年间，英国殖民势力的鸦片走私活动更加频繁，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财源更加枯竭。

特别是道光二十年爆发了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的序幕，使中国逐步进入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

乾隆时期，统治者对文人继续施行高压与笼络的政策。

文字狱案经常发生，据一种不完全的档案材料《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三年，前后四十八年之间，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狱案发生，杀人焚书，成为平常的事情。

但是乾隆牢笼文士的手段也超过前期，乾隆三十六年仿康熙的办法，再开“博学宏词科”，被举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实际到京参加考试的有二百二十人。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征求天下遗书，不但网罗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大规模地销毁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专制的历史文献和其他书籍，企图消灭汉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

结果在乾隆三十九年至乾隆四十七年的八年间，被销毁，抽毁和横遭篡改的图书不计其数。

但是也必须指出，这种浩大的图书集中的工作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贡献。

而且在乾嘉时期，考据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乾嘉学派在文禁森严的条件下，逐渐放弃了顾炎武等的治学精神，走上了为考据而考据的道路。

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学风是“博学”、“好古”，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学风是“实事求是”，“无徵不信”。

他们考据的目的是为了通经，由于他们只是依据汉儒的意见，特别是以许慎、郑玄诸家之说作尺度，所以他们所说的“实事求是”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寻求客观规律是很不相同的。

虽然他们在整理古代学术文化方面有较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冥心追古，脱离现实，淹没于烦琐考证之中，归根到底是为封建统治者粉饰承平。

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对政治比较关心，在他的《孟子字义疏证》里，表现了他的进步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

提出了“通情”、“致用”两种主张，以反对程朱理学的观点。

他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

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响不大，仍是以训诂大师闻名于世。

初期考据学者标榜汉学，以与渊源宋代的程朱理学立异，后来更多调和汉宋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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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泊进一步总结前人在学术、文学上的成就，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眼务。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文学创作中的复古主义倾向更为严重，只有长篇小说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同时在清中叶的诗歌领域中，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影响仍然很大。

他主张“温柔敦厚”的沈德潜，更是典型的台阁体诗人；稍后，翁方纲的“肌理”说，表现了考据学对诗歌的影响。

只有袁枚的反对复古，主张性灵的理论，继承了明末公安派的传统而有所发展，他的“性灵”说不象公安派那样玄虚抽象，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当时比较有进步意义。

郑燮的诗歌不仅能突破复古主义的束缚，而且写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诗篇。

桐城派方苞，刘大樾，姚鼐等的古文理论和创作，一直影响到清末的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