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岁时告病归隐。

晚年专意于戏剧理论研究和剧本创作近20年，共改编创作17本昆剧，明为《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

沈璟传奇多从传统道德出发，抨击世风堕落。影响较大的是《义侠记》，根据《水浒》武松故事改编，突出的是武松的忠义和侠烈，已达到惩恶扬善目的。

另外有《博笑记》，由十个短小喜剧构成，每剧二至四出，内容多宣扬戒淫警盗、惩恶扬善。

由此看来，吕天成《义侠记序》说沈璟传奇“命意皆主风世”，概括基本准确。

但沈璟的创作成就远不如汤显祖，他的地位，主要是因创立其曲谱体制和吴江派戏曲理论而奠定的。

但不管怎么说，沈璟也是明代着名曲学大家，他辞官归隐后潜心致力于昆腔格律体系的建立、

像是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审定宫调曲牌，规范曲牌句法格式，确定声腔音律，分辨正字、衬字，标出板眼，较全面地构建了以昆腔为主体的新传奇的格律体系，成为曲家填谱的法则。

沈璟戏曲格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对“场上之曲”的强调。他提出“合律依腔”和“语言本色”的主张，以使“案头之曲”成为“场上之曲”。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在格律与文辞的关系上有些认识不足，为强调音律，往往不惜因律害意，未免偏激、过分。

而与之相关的“沈汤之争”，也就成了明代戏剧史上的重要话题。

所谓“沈汤之争”，说的是沈璟和汤显祖对戏曲创作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其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曲“律”与曲“意”的关系。

沈“强调音律”，甚至不惜“因律害意”“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

地方汤“推崇意趣”，甚至不惜“因意害律”：“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据王骥德《曲律》、汤显祖《答凌初成》载：沈璟、吕玉绳曾把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为《同梦记》，引起汤显祖的极大不满。

汤很气愤地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相同了。”

于是“沈汤之争”由此而生。

王骥德认为，“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可见两位大家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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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现在以为，沈汤两人的主张，虽各有某些合理成分，显然更有偏颇、过分的地方。

还是王骥德《曲论》说得公允：“松凌（沈璟）据词法而让词致，临川（汤显祖）妙词情而越词检”。

明吕天成《曲品》进一步说：“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彟，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

显然是在研究、斟酌了两人的长短得失之后，终于认识到曲意和曲律都不可偏废的道理，只有两者兼顾，才能两全其美。

到了明后期，围绕着沈璟和汤显祖，形成了两大戏剧流派：一是吴江派，一是临川派。

吴江派的话，因核心人物沈璟是江苏吴江人而得名。

属于这派的成员有余姚人吕天成、叶宪祖，苏州人冯梦龙、袁于令，上海人范文若，嘉兴人卜世臣，吴江人沈自晋等昆曲作家。

这些人大都是沈璟的子侄、门生或朋友，作品多宣扬传统的伦理道德，讲究格律严整，语言本色，他们的许多剧目常被后世搬演。

此外，吕天成的《曲品》，是继《南词叙录》之后的第二部评明传奇的专着；沈自晋（沈璟之侄）的《南词新谱》在其叔叔沈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