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机构进行了简述。

书中勾勒了戏曲教育事业由“手把方式”、“打娃娃”式的科班办学方法向现代化教学方法的转变。

还有刘水云先生的《明清家乐研究》第九章《明清家乐导演论》专门论及“明清家乐的教习”，罗列了主人亲教、聘请教习（清曲家、家乐演员、职业艺人、顾曲家、串客等）。

最后总结了家乐教习报酬丰厚然而人身自由受到很大限制的生存状态。

么书仪先生的《晚清戏曲的变革》第四章第二节在《晚清作为戏曲“科班”的堂子》又论及嘉庆至光绪年间北京的戏曲营业场所“堂子”，除了是当时极有召力的娱乐业之外，还是这一时期培养优伶的重要渠道。

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修海林先生的《古代戏曲音乐教育活动与理论》，作者认为宋元明清戏曲音乐的传承与教习，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各类戏曲组织（包括由下层文人与艺人组织的书会、戏班甚至社团等）担负着戏曲音乐的传教，这些师承教习行为对戏曲音乐的发展（如戏曲声腔演唱系统的形成、戏曲风尚的形成）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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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将戏曲音乐的教育方式归为传统的师徒口传心授方式，而同时戏曲音乐教学理论在元明清戏曲理论着作和曲谱中亦有集中反映（如《梨园原》、《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纳书楹曲谱》、《遏云阁曲谱》等），它们是戏曲音乐表演实践经验的总结。

而对戏班对外交往的研究一方面包括了戏班的外交演出研究，如刘致中先生的《中国古代戏班进入越南考略》一文阐发了元代戏班在越南的演出及其影响。

因为在元代至正二十二年，大将唆都入越南战死，优人李元吉所带戏班被俘，在越“作古传戏”，演出《西方王母献蟠桃》等剧，越南“有传戏始此”）。

并且还清代康熙年间昆剧戏班入越南演出进行了考述。

此外黄伟先生的《清末民初广东戏班赴台演出史料考述》一文则是对清末广东赴台的老福顺班、乐天彩班、老荣天彩班三大外江戏班以及老玉梨香班、老源正兴班两大潮音戏班的活动史料进行了考证。

当然，另一方面，研究者的主要兴趣则集中于戏班与官府之交往研究，如齐如山先生的《戏班》第六章《对外》中专论“报官”一事。

他在书中首先指出戏班未成之前，须先报官，得批准后，方许成立，清时报内务府，民国时报巡警厅、公安社，将戏班花名册及演出剧目一并呈报。

接着齐如山先生将清代三庆班、同庆班和民国鸿庆社、承华社等戏班的报官式及花名册以及内务府禁戏告示等均一一列出。

戏班与政府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政府对戏班演出的干禁。

所以齐如山先生《戏班》中已列出同治二年内务府禁演淫靡斗狠各戏的告示；吴国钦先生则在《中国戏曲史漫话》第54节《禁戏的律令》对唐代禁妇女为俳优戏、禁弄孔子戏，宋代明令禁演南戏《赵贞女》，元代对“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的规定，明清对“诲淫诲盗”之戏的禁止等进行了一番梳理，将“禁演”政策归为封建政权对进步剧目的残害。

包括张发颖先生的《中国戏班史》亦论及清政府对戏班演出之干禁，主要内容仍参考齐如山《戏班》。

孙建杰学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清廷禁毁戏曲现象研究》勾勒出清廷禁毁戏曲的历史，归纳出其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地域性和制度化三个显着特点。

他总结了其对戏曲发展的影响，其中家班的衰落亦与其有着密切的关联。

此外，还有一些零散的小文举出了清政府干禁戏曲演出的例子，如《雍正帝一怒杀伶人》、《雍正严禁官员收养戏子》等，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