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某些规律。

所以他的论文的第六、七章便通过对苏州职业戏班、家乐戏班的兴起及其演剧活动的考察，分析苏州作为全国演出中心的独特地域文化成因。

至于对扬州戏班的研究有：吴新雷《扬州昆班曲社考》考察了明清两代扬州职业昆班和家庭昆班同时兴盛的景况，认为是清代康熙和乾隆历次南巡，盐商巨贾为接驾而组班献演。

所以使得扬州成了全国剧坛的中心，造成了昆腔“七大内班”（乃指七位盐商的家班，因其起始是为了接驾献演。

故《扬州画舫录》称之为“内班”，出春台班属花部以外其余均为昆班）的特殊声势。

而光绪年间“扬州老洪班”进驻上海，在集秀戏园公演了五个多月，实力惊人。

此外，扬州还流行业余的昆曲清唱，时至今日扬州曲社仍一脉相承。

像是韦明铧《教几个小小蒙童——扬剧科班实录》对近现代扬州的新新社、民鸣社、永乐社、兰字班、霞字班、鸾字班、许字班等科班进行了介绍。

此外，亦有对其他地区戏班的研究，如郭勇《清末四川境内戏班特点》一文便对清代末年川剧戏班的流动性、松散性、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充满巴渝地域性的演剧特色等进行了阐发。

继续阅读！

以及郝慧娜《从杜隐园日记看清代光、宣年间温州戏曲演出之盛》和黄义枢、刘水云《试论杜隐园观剧记的戏曲史料价值》二文依据日记资料对温州昆班和高腔班在花部戏的冲击下艰难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描述。

戏班的组织运营方式，包括戏班组织制度、经济行为、教习传承及对外交往等方面。

对组织运营方式的社会学研究正是我们深入了解戏班存在状况的基础，也是戏班研究的重中之重。

20世纪30年代齐如山的《戏班》便对当时北京戏班的组织状况进行了相当细致的纪录，分“财东”、“人员”、“规矩”、“信仰”、“款项”、“对外”六章，基本上涉及到了戏班内部构成与外部运作的主要方面。

该书一版再版，在学术界影响很大，然而其不足之处在于仅是对京剧戏班的研究，而且资料来源未注明细，令后人在引用时难以核查。

而且自齐如山之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长期无人问津，直到张发颖《中国戏班史》问世，后来才有一些论文陆续出现。

至于对戏班组织制度的研究，如齐如山1935年出版的《戏班》第一章《财东》分为“关于独资曲演出应恢复高效率的戏班制，在民间重新找回生命力。

而解玉峰《论角儿制》对角儿制产生的原因和利弊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当然，需要说明，作者认为京剧角儿制（即名角挑班制）的出现时京剧班社由徽班时代过渡到京班时代的主要标志。

角儿制取代之前的脚色制主要不是“艺术体制”的原因，而是戏园的商业性推动以及演员“个人主义”名利追求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角儿制利的一方面在于其完备的竞争机制可以促进京剧艺术的发展；而其弊则在于“个人主义”的无限膨胀使得戏剧表演畸形发展而沦为一种纯粹卖弄技艺的“玩艺儿”，生旦净丑诸行当的齐头并进受到压制，名角儿和配角协调不力，争演新戏而导致旧戏失传等等。

作者认为西方新型的导演制对角儿制的代替正如角儿制对脚色制的取代一样，是历史的必然。

马萱《戏曲经励科与现代经纪人》对戏曲经励科（《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中对“经励科”定义为：“经励科是京剧班社后台服务人员的一种，为‘七行七科’之一。任务是在组班时邀角请人，俗称‘管事’或‘头儿’。

但与文武总管等管理人员不同，平时演出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