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旧准其演唱，其外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概不准再行演唱。所有京城地方，着交和绅严查访禁，并传谕江苏安徽巡抚苏州织造两淮盐政，一体严行查禁”。

又说，“嗣后民间戏班演唱戏剧，止许改习昆、弋两腔，其有演乱弹等戏者，定将演戏之家及班人等，均照违制律一体治罪”。

虽然清廷禁毁花部乱弹的的势头看似越来越大，但除了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对秦腔戏班的查禁略有成效以外，实际上这些禁令的效果是微乎其微，各地官吏基本上没有认真执行过。

乾隆本人也是说一套做一套，早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就有两淮盐务派遣的高朗亭徽班为其进京贺寿，并深得其嘉许。

可以说清廷对于花部戏曲的禁毁基本上是失败了。

总的看来，乾隆的禁戏政策虽然没有能够阻拦住花部乱弹的兴起，但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

通过对戏曲的查禁实现了对汉人思想的控制。

遍布全国的查禁运动、字句苛求的查禁力度、纵向挖掘至宋金之交的查禁深度，使得其时文人无不胆战心惊，创作戏曲无不以清廷的禁令为准绳，整个戏曲界呈现出严重的类型化倾向。

他也一改此前康雍二帝以查禁、销毁为主的做法，在此基础上力图从源头上禁毁戏曲，企图将一切不利于清王朝统治的思想扼杀在萌芽之中，实现了由事后查禁到事前预防的转变。

乾隆末年，朝廷各种弊政日益显露，吏治败坏，贪污盛行;到了嘉庆元年，又爆发了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清廷既无精力也无暇于禁毁戏曲。

同时，这一时期的戏曲创作、演剧状况，亦不复旧时之盛况。

虽然诞生了为数众多的戏曲作品，但传奇杂剧的创作已成文人余事，质量上已经大打折扣。

并且经过此前历代帝王的限制、禁毁，戏曲多取材历史，以男女风情、道德教化、颂扬功德为主;此前戏曲中的反满言论，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杳不可闻。

因此，在乾隆朝达到巅峰的禁毁戏曲活动也逐渐消歇下来，呈现出逐步退潮的势头。

但是清廷禁毁戏曲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反而因其处于末世而呈现出这一历史时期的独特特点:

一近乎疯狂的查禁。说这一时期查禁戏曲近乎疯狂，不是因为这一时期在禁戏规模、力度上远超此前历代，相反。

这一时期的查禁条文的数量、规模都要远逊于此前各代，但清廷对待戏曲均采取一种极其粗野、狂暴的态度，不分青红皂白，全面查禁。

如嘉庆七年1802年十月颁布谕旨:“乡曲小民，不但经史不能领悟，即子集亦束置不观，惟喜瞽词俗剧，及一切鄙俚之词;更有编造新文，广为传播”。

“着在京之步兵统领顺天府五城各衙门及外省各督抚通饬地方官，出世劝谕，将各坊肆及家藏不经小说，现已刊播者，将其自行烧毁。”

在清代，戏曲已经成为广受民众欢迎的娱乐方式。

清人刘继庄就说，“余观世之小人，未有不好歌唱看戏者。”

所以，此前历朝禁戏之时都要考虑到人情的问题。

如雍正帝就曾说过“至于有力之家，祀神酬愿，欢庆之会，歌咏太平，在民间有不容己之情，在国法无一概禁止之理，今但称违例演戏，而未分晰其缘由，则是凡属演戏者，皆为犯法，国家无此科条也。”

二不再纠缠于戏曲本身，禁戏的矛头更多地指向了上层官吏。

这一方面是因为自嘉庆帝后，历代皇帝都热衷于看戏，上行下效，禁戏法令趋于荒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时社会上矛盾丛生，清廷或忙于内部权力斗争，或忙于整顿吏治、或忙于镇压各地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