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的文学作品，主要集中于说部、戏曲两种体裁上”，并以详实的数据说明这类题材的集中是题材对样式的选择。

原因一方面是受唐宋以来平民文学通俗化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明代戏曲的体制无论杂剧还是南戏都较之宋元杂剧自如且规模较大，适合搬演在话本说唱中容量不断增大的故事。

该文中还说明了同一故事可能存在于不同演进系统分别生发的情况，也说明了戏曲故事在接受过程的一种情形。

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史官文化意识浓厚的传统下，历史故事通过戏曲得到更有大范围的传播。

当然，可能是由于对戏曲作家来说，利用历史故事的模式往往可以曲折抒发在现实中不便言明的情感思想;而对受众来说，历史故事题材戏曲能常普通人对帝王将相等曾左右了历史进程的人的生活的好奇。

因此这类剧作才能长演不衰而又能时时翻陈出新。

反复搬演的历史故事又反过来促进了民众对这类题材的持续的关注。

例如在潘建国先生《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中，以为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可以分为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两大类。

直接读者通过阅读小说文本来接受小说内容，其获取文本的方式主要有购买、转借与租赁;间接读者则依靠听书、看戏等途径，间接接受小说内容。

直接读者与间接读者，分别确立了明清通俗小说两种最为基本的传播方式——版籍传播与曲艺传播，并进而对明清通俗小说的文学面貌及社会地位，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该文从小说的传播角度进行探讨，却对明清时期戏曲故事关目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并肯定了戏曲在针对“村哥里妇”、“儿童妇女”为主的受众中的影响，说明了在没有能力阅读小说文本的人群中热门故事何以得到最广泛的接受。

“明清时期兴盛的说书、戏曲表演，既然如此受到民众欢迎，其所演内容又多取材于通俗小说，它自然也就成了文盲、半文盲民众与通俗小说之间的联系桥梁”。

并以为，“实际上，若与版籍传播相比，明清通俗小说的曲艺传播，其作用十分独特且不可替代，因为通俗小说文本必须粗解文字才能阅读，而民间曲艺则有目共睹、有耳同闻，所谓‘茶肆酒坊，灯前月下，人人喜说，个个爱听’清俞万春《结水浒全传引言》，‘专心留意，无非《扫北》，熟读牢记，尽是《征西》，《封神榜》刻刻追求，《平妖传》时时赞羡，《三国志》上慢忠义，《水浒传》下诱强梁’清白山《灵台小补?梨园粗论》，其传播面与传播力度均远胜于版籍传播。”

文章也明确表示正由于戏曲在故事传播中的力度，才引发明清政府对某些戏曲的防范甚至禁毁。

较多的是在戏曲个案与类型化戏曲研究中对故事影响的触及，而这种个案式研究在近年来的硕博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中屡见不鲜。

潘承玉先生《论宋元明小说、戏曲发迹变泰题材的流变及其文化意蕴》97一文集中对发迹变态题材在宋元明三代的流变状况做了深入探求。

他关注的点是这类题材在三代受关注的焦点的变动与其产生并曲折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他对戏曲故事主旨变化所反映的社会心理分析可以让我们逆向考虑戏曲故事对当时社会世道人心、价值取向的影响。

如向延胜的博士论文《〈琵琶记〉接受研究》，把赵贞女故事的流变及其在高明《琵琶记》之前在戏曲中存在状况的梳理作为《琵琶记》接受研究的基础，进行了很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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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冰博士的《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以水浒故事为对象，指出水浒故事传播接受的过程也就是故事本身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特定人群接轨碰撞不断衍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