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颠倒附益，不仅仅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信本文。题目达旨，不云笔译，取使发挥，实非正法。??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译者，严复常常力“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他反对机械的直译，提倡为“信”而“达”的意译，内容忠实译笔流畅，曾受到吴汝伦的高度译价:“锓锓然与晚周诸子相上下”。

严复译说好用汉以前字法句法，想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也偶然仿用佛书体;不肯自创体裁，如后汉、东晋、六朝、隋、唐人译佛书一样，这自然是他的缺点。

不过他在当日要灌输一班老先生一点西洋思想，则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因而看得起西学。这也是他译书的一点苦心。

梁启超对严复翻译“文笔太务渊雅”给予质疑:“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番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宜。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受其乎，着以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世。文人结习，吾不有为贤者讳矣。”

维新人士中有对翻译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张元济、蔡元培、高风谦、罗振玉、王国维等

就像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近代出版家。

甲午战争后痛感国家积极弱，待振兴，毅然参与康有为、梁启超组织的“保国会”和“强学会”活动，提倡改革和学习西方。

1897年9月他曾与工部主事夏偕复、内阁中书陈懋鼎、一仪通等人上书总理衙门，要求批准他们在京创办“通艺学堂”，后因戊戌变法失败停办。

随后他任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译书院院主持印制出版了严复所译宓克《支那教案论》、亚当、斯密的《原富》。

在1902年初，他又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先后任编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

不仅开拓了我国的出版业，而且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翻译着作，包括严复所译外国政治经济学着作和林纾所译外国文学名作，以及英人翟理斯和韦勒所译《英译中国诗歌选》英汉对照，并为其做序，1939年他出版了应溥全译的《德诗汉译》一书，并做序言，其中谈到了他对直译的看法:??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志之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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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有他“直译”之说者，关节脉脉，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赘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此穷而是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

蔡元培就更不用说了，民国史上响当当的人物，字鹤卿，号习民，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育家和民主革命家。

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曾任职于张无济主持的上海南洋公学译院，并与其创办《外交报》。

1920年创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多次参与反对清政府的革命组织活动。1912年任职于袁世凯的临时政府。

1913年到法国勤工俭学，组织华法教育会。

1916年冬回国，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时，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邀请出洋留学的着名人士，如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章鸿铭、吴宓、傅斯年等到北大任教，使北大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1940年3月他病逝于香港，***曾致唁电赞扬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对翻译事业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重视中国译学的建设，1901年，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