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原住民亦开始懂得怎样利用现行的制度去打击对手，获取资源，在他们心中，土目已不再是最高权威。

土目之上有各级官府，最高的仲裁权掌握在远在北京的皇帝手中，所以他们知道逐级告状乃至京控。

案件的处理结果还有助于我们理解汉文化在黔西北的扩张与渗透。

清代曾经对“土酋猺猓”犯罪实行“宽恤”政策，如犯徒流军遣等罪，援照古例免予发遣，改为枷责完结。

原因是“苗猓与内地民人语言不通，服食各殊，实徒实流恐断其谋生之路”。

乾隆二十七年1762，贵州按察使赵英认为这一政策已经过时，应予改革，他声称:

臣查贵州一省，除遵义府系雍正年间由川割归，并无土苗外，所有上游之贵阳、大定、安顺、南笼四府，下游之平越、都匀、镇远、思州、铜仁、黎平、石阡、思南八府苗人皆系前明虚入版图，历年已久。

后蒙我朝重累熙洽，一百二十余年来，熏育教化，凡土苗人等服饰语言多与汉同，如猓猡、狆家、洞苗、宋家、狇老之类，读书游庠，援例捐纳贡监及职衔者，在在有人，至于得中武科者，间亦有之。

既然“此等苗寨风气与民人无异”，惩罚罪犯时就不应该存在两种标准，因此赵英建议，除了黎平府属之古州、铜仁府属之松桃等雍正年间才开辟的“新疆”地区外，其它“旧疆版图”之“苗人”如犯徒流军遣等罪，应按民人例，实流实徒。

在赵英的心中，康熙初年改流的黔西北已属“旧疆”，不在宽恤之列。

赵英所言并非毫无根据。随着科举、教化的推行，黔西北地区的文化与礼俗逐渐发生了变化，安秉健请云南岁贡柯春在家教读，安国瑞以及“陈登云控案”中的当事人陈登云、陈阿佃、金阿好等人均能操汉语，甚至可以书写——安国瑞的状词是自己写的。

官员们在判决的时候，实徒实流，不再考虑“民、苗”之别，安国瑞被发遣黑龙江，在此之前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十八年1793，诬控安秉健的安士照、阿鲁约等人同样被拟充军，陈登云一案中金阿好、陈二等人则被拟徒。

黔西北地区在观念上与实践上都成为了清王朝“旧疆”。

三、布摩阶层的变动。

在勾政权中，布摩与幕史垄断着书籍与文字，他们是知识与文明的象征，跻身统治阶层，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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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与君、臣并列的布摩，掌管祭祀，勾通天、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神化了。

彝制崩溃后，布摩的政治特权随之丧失，而科举教化、移民的涌入，对他们造成另一种重大打击，布摩阶层的身份构成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文教的兴起与绅士阶层的成长。

要知道贵州科举兴于明代，主要是由于卫所的带动，当时入学者以屯戍子弟与汉人移民为主。

黔西北地区的广大原住民并非编户，没有根据也没有必要去入学应举。

因此明王朝文教的扩张与渗透大体上只能波及到上层统治分子，虽然朝廷力图推广社学，但土官并不热心，社学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布摩所宣扬的各种价值观仍然是土司政权的意识形态。

改土归流在制度上为推行科举创造了条件。

黔西北平定后不数年，黔西、平远、大定等府相继设学，而旧有的乌撒卫学则改为威宁府学，此外各种书院、义学、社学亦渐次设立。

这些学校除了解决汉人的入学、科举问题外，还担负着化导原住民的重任，正所谓“苗彝新附之地，尤当诱之以诗书，使其勉强礼义而不敢为非。”

清代入泮者确实有不少新近入籍的原住民子弟，雍正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