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12人，带着符命，印绶给“四夷”更名，“皆受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

“五威将帅出，改钩町为候”引起当时钩町王邯怨恨，王莽乃命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

邯弟承为兄报仇又攻杀周钦，王莽令所有州郡出兵攻击钩町未能奏效。

在王莽歧视和掠夺少数民族政策施行下，三边蛮夷愁怨尽反，复杀益州大尹程隆。

王莽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发天水，陇西骑士及广汉、巴、蜀、犍为诸郡吏民兵者10万人，20万人运送辎重，前去征讨，后更换廉丹，遗派复位大司马郭兴，庸部牧李晔、周师和仲曹助部兴出击钩町。

这样，在整个新莽时期的十几年中，钩町及其影响下的“三边蛮夷”一直被大规模征讨，但他们没被镇压下去。

总之，两汉期间采取“和平内附”按“故俗”治理政策，在南夷各少数民族群体的配合下，基本上做到夷、汉相安，同时还推行了“募豪民田南夷”移民屯田政策，配合郡县设置及军队驻防，使这里的局势长期保持稳定状态。

到了三国时，刘备在在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

包托四川大渡河以南、云南、贵州大部份及广西北部沿边地区，古为“夷越之地”的南中，成为蜀国的后方。

南中的稳定对蜀国是命运攸关的。

蜀国采取了“西和诸戎，南扶夷越”的处理各民族关系的方针，采取了政治招徕政策，派“流官”李恢任降都督，坐镇平夷贵州毕节管理南中。

然而不能奏效，南中大姓，夷师乘蜀国与孙吴搞衡，无暇顾及南中之机，据地称雄，纷纷起兵反蜀。

诸葛亮在刘备死后，作了南征准备，出征南征胜利后，对南中郡县设置增多，派出“流官”增强，加强了统治与开发，各少数民族群体“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进一步发展定居农业。

魏晋南北朝，中原丧乱，南北长期分裂，政权更迭不休，中原王朝无力顾及古贵州。

西晋“永嘉之变”少数民族纷纷起义，据地称雄，盘距在贵州的南中大姓“龙、傅、尹、董、谢”等，加剧割据地盘，无力开发经济，时间长达250多年。

隋朝流官权势不大，主要由土着首领治理。

唐王朝沿袭秦汉旧制，实行内附性质的羁縻政策，即愿意归附的土蓍首领，赐以疆土，封予官职，充许世袭，“以夷治夷”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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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官入京朝贡，带去了大型民族歌舞入京表演并取得轰动效应。寺官不定期入京朝贡，往往赏以将军、大将军、王等官衔爵。

通过朝贡，既密切了贵州少数民族群体与中央王朝的政治统属关系，又促进了贵州民族文化与京都文化的交流。

但逢唐与南诏的战争不断，贵州处于中间地带，不可能进行开发。

宋承唐制，凡少数民族首领献地归附，即以其地置州县长官司，“皆以番夷酋长之长”的土官治理。

宋太祖下诏说:“惟尔贵州，远在耍荒”。

从此才出现贵州之名。宋太祖这道诏书便是安排贵州少数民族首领的。

并且封他为官，让他服从中央王朝管辖。

到了元代设“站赤”驿道与全国各地沟通，但将贵州地域纳入四川、云南、湖广三行省。

中央王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实行“汉夷兼治”之策。

参用少量流官，土职“以番夷酋长为之者实多”，大小土司百多林立。

至明代，土司制度发展到鼎盛。

对土司领地采取“土流兼治，军政分管”的方针，设卫囤兵对土司进行交错控制，逐渐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