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纠夷有辟，土司世绝，皆有当宪。

今龙英、镇安正当乘此机会，如昔时太平立郡故事，疆理其地。”

除上述情况外，时朝廷内外、朝野上下亦有部分官员鉴于广西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游移于“设土”与“设流”之间，主张或土或流，当因地制宜。

针对这些争论，明朝廷有针对性的做出了回应，在一些矛盾较为突出的壮族土司统治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

“明朝统治者既要考虑处理民族关系、实现‘以夷治夷’、‘以夷攻夷’的需要，又不能过多地放弃流官统治下地主阶级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采取了折衷办法:第一，大土司尽量少设，小土司可以多设;第二，不论设置大土司还是小土司，都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以防坐大。”

不过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并非一帆风顺，更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尖锐而复杂的斗争过程。

据统计，整个明代在今广西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共16处。

但是在这期间出现了较大的反复性，不少原已改由流官治理的州县又重新恢复壮族土司的世袭统治，个别土州、县在土、流之间反复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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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忻城县，元以土官莫保为八仙屯千户，洪武初设流官知县，弘治九年1496年复为土县。

南丹土州设置不久，土知州莫金因“以叛诛”，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废州置卫”，后因其地多瘴，“既而蛮民作乱，复置土官知州，以金子莫禄为之”。

上林长官司，成化年间改流后，弘治年间又复土，“正、嘉、隆、万间，朝贡犹时至”。

利州，自知州岑颜被泗城土官岑豹杀害，夺去州印后，“遂以流官判州事”达数十年，终于嘉靖二年“归并泗城”，以土官复辟而告终。

左州，改流后不久又恢复土官统治。

后因其土官子孙争袭，又实施第二次改土归流。

思恩府和田州府改流时，按常规另设知府、通判、推官、经历、知事各一员，并派兵防守。

但因思恩府土官王受联合田州土官卢苏进行反叛，迫使明廷出兵进剿，终以招抚之法平息此事。

随后，为进一步加强对该地区的管理，明廷遂于原田州、思恩地方增设了许多土巡检司，依然回复到往日“以夷治夷”的统治状态。

由此可见，明代广西的改土归流具有着较强反复性的显着特征。

明代广西改土归流出现较大的反复性，究其原因，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第一，明代广西改土归流之所以出现较大的反复性，是由于明代正值壮族土司制度的全盛时期，土司制度的发展尚处于上升阶段，总体上还能适应桂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人民也还能适应土司制度的统治，因而土司制度的存在仍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这一时期，就明朝廷而言，尚无足够的力量对桂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直接统治。

土司地区新生的地主经济还很脆弱，尚不足以压倒封建领主制经济和撼动壮族土司专制统治的根基，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尚能适应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而正常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改土归流出现较大反复性是不难理解的。

第二，从明朝廷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鉴于壮族土司制度日益暴露出的诸多弊端，为了达到对壮族地区进行直接管理与统治的目的，以实现其政治意义上的封建大一统格局，明朝廷势必要对壮族土司进行改流，废除土司的世袭统治。

另一方面，随着改流工作的不断推进，明朝廷也逐渐意识到了改流过程中的“事与愿违”，遂于改流问题上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