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隔阂的壁垒重新筑成，以至于出现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等非要消灭匈奴族不可的民族意识。

至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是古代民族构成变动史上又一次剧烈变动时期。

因为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此时，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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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

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

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三国时，蜀汉与南中少数民族、孙吴与山越族加强了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开发。

东汉以来，西北边的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陆续内迁“五胡乱华”，与汉人错居，并分建十六国政权，民族大迁徒冲垮胡汉界限。

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加强;，汉胡渐渐融为一体，最终形成多民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