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或出现的。

兵员构成以契丹人为主，配备的马具鞍质量佳好，多以银叶镶嵌，故名“银鞍直。”

其实，“银胡禄”与“银鞍直”或契丹直一样，都是藩镇或割据政权利用游牧民族长于骑射的特点组织的军队。

“银胡禄”可能善于射术，“银鞍直”可能长于骑战，它们都是当时军阀割据集团对地区民族资源利用的直接结果。

李存勖建立的“契丹直”军事组织即由此而来。

至于“银鞍契丹直”及其历史结局的话，王思同逃奔太原时为后梁开平元年907年。

此后，史籍在记载太原的军队时就经常见到契丹骑兵，如晋王李存勖天佑十五年918年八月“大阅于魏郊，河东，魏博，幽，沧，镇，定，邢，沼，麟，胜，云，朔十镇之师，及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

此次阅兵包括了契丹人在内的诸多游牧部落。

《资治通镒》对此事记载得更加明白:“晋王谋大举人寇，周德威将幽州步骑三万，李存审将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将邢沼步骑万人，王处直遣将将易定步骑万人，及麟，胜，云，蔚，新，武等州诸部落奚锲丹，室韦，吐谷浑，皆以兵会之.八月，并河东，魏博之兵，大阅于魏卅。”

除去各镇的兵力外，契丹等游牧民族的兵力也有数万之多，且其来源皆属“山后”或“山北”地区。

这说明服从太原晋政权指挥与调动的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并不是契丹本部而是居住在“山后八州”地区的游牧人口。

他们自唐朝以来世代居于此，不仅成为幽州藩帅用兵中原的主要力量，也成为燕，云地带用以抵御契丹等游牧民族部落南下的主要力量。

那么，后唐庄宗李存勖是否也有专门以契丹人组建的军队呢?

除前述王重裔曾经“事庄宗为厅直，管契丹直”。

包括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也仍然有“契丹直”的存在，不过此时的“契丹直”已经更大程度地转化为一种专门针对契丹政权设立的政治机构。

据史书记载，天成三年闰八月戊申，“赵德钧献俘于阙下，其蕃将惕隐等五十人留于亲卫，余契丹六百人皆斩之”

像是唐书明宗纪五中的的''亲卫''即指“契丹直”，天成三年即辽朝天显三年928年。

此次俘虏的六七百名契丹人，是辽太宗派来救援定州王都的两员大将秃馁铁刺和涅里衮即蕃将惕隐分别率领的军兵。

此事，《辽史-太宗纪上》也有记载，但未言“契丹直”事。

《新五代史》及《五代会要》等则对“契丹直”记载颇详:“明宗斩秃馁等六百余人，而赦赫邈即惕隐涅里衮——笔者，选其壮健者五十余人为“契丹直”。

其年八月，幽州部送所获番将惕隐已下六百余人至京师，明宗皆赦之，选其尤壮健者，立为契丹直。

而秃馁与惕隐涅里衮即赫邈两人被俘后，秃馁被杀，赫邈则被赦免并充任后唐的亲卫军，用意在于对契丹的分化政策并已达到目的。

即使到了之后的10世纪后期，北宋政权也延续了“契丹的存在，但人员数目很少，已是“设而不用”的招徕机构，起着招慰或分化契丹政权的作用。

但是，唐朝末年，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统治幽州时895，913年建立的“银胡禄”组织，可能就是后来幽州藩镇拥有的“契丹银鞍直”或“银鞍契丹直”的前身。

因为，后唐时期幽州藩镇拥有一支数目较大的“银鞍契丹直”，并在辅助和维护后唐政权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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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军队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