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中流离失所、损失惨重，加上主要矿业基地的丢失特别是集中于北方的铁矿，使南宋科技发展遭遇瓶颈。

尽管南宋在火药火器的制作上取得进展，但距离革命性的突破还需时日，因而火器始终只能作为冷兵器的补充参加战斗。

更不幸的是，金、蒙军队也在作战中获取了火器的制法蒙古军在攻陷宋、金的城池后，特别注意搜罗工匠，为他们制造火箭、火球、火枪等火器。，从而抵消了宋军的火力优势。

蒙古西征后得到回回巨炮一种巨大的抛石机，又打破了宋军守城的优势。

我们无法设想再过一二百年宋人能否在热兵器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比如铁炮，我们只知道蒙古人没有再给宋朝这样的机会，伟大的宋朝尽管拥有遥遥领先的科技优势，但仍然在蒙古人的铁蹄下化为了废墟。

这是冷兵器时代文明无法回避的悲哀!

因此我们再回到正题，宋亡的自身原因是什么?

作者菌认为，很大的症结在于“家天下”的政体本身。

尽管赵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他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能和自己一样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够和自己—样勤国是，励精图治。

综观两宋惊人相似的灭亡，无不与他的不肖子孙道德沦丧和战略失误有关。

道德沦丧，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王朝和国家的衰亡都从道德沦丧开始，两宋也不例外。

像是袁永君先生认为，北宋王朝历经了政治上从积极改革到意气用事再到私欲横行，军事上从求胜心切到战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从宽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鲜耻，最终无可奈何走向衰亡的过程。

而到了南宋，连改革的勇气都没有了南宋诸君，除了宋高宗，大都平庸，守着半壁江山在主战还是主和的争论中逐渐走向荒淫无耻、腐化堕落。

而这一切问题的出现，都指向于当权者的道德沦丧。

我们知道，支撑有宋一代精神脊梁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士人风骨”。

这种风骨，在北宋表现为苏轼笔下的“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泣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在南宋表现为文天祥笔下的“天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

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是气所磅礴，凛冽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然而到了北宋和南宋末期，拥有“士人风骨”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权力核心之外。

当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无耻，造成“乱自上作”，“败自下生”，“社会灰化”，统治面临崩溃的边缘。

蔡京之流之于宋徽宗，贾似道之流之于宋度宗，将人世间骄奢淫逸、荒唐无耻之事发挥到了极至。

宋徽宗身为一国之君居然夜出狎妓，贾似道身为宰相却把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

说明这个王朝道德沦丧到了何种程度!

正如后世所说，“士大夫无耻，为国之大耻。”

而两宋的悲剧在于，当朝君臣的无耻造成了两宋的灭亡，而在野的社会精英却成为抗敌救亡的中坚力量那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页。

宋朝是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辈出的时代，而中国历史上两次汉奸高潮出现在明末和抗日战争时期，但是最终无力回天。

还有就是战略失误，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金灭辽；南宋灭亡，直接诱因是联蒙灭金。

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前门驱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