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华文明就这样落后了……
宋朝的灭亡,是中国不能承受之重!
回望两宋灭亡的历史是痛苦的。然而历史需要重温,需要体会,需要反思。
与野蛮为邻,是两宋灭亡的必然;然而以两宋的综合国力论,却又似乎未必尽然。
宋朝无可置疑是伟大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为“贤者”讳的理由。
一个当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工艺、娱乐等几乎所有领域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甚至在军事方面也数一数二的大国,最终却屈辱的灭亡于蛮族之手,如果说自身没有一点问题是不可想象的。
关于宋亡的自身原因,数百年来众说纷纭,有归咎于宋朝“崇尚文治”的治国方略者,有归咎于“强干弱枝”的军事体制者,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归咎于“王安石变法”包括大学者黄宗羲、王夫之。
而普遍和较为人所接受的说法是“三冗冗兵、冗官、冗费两积积贫、积弱”之弊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这里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解一下什么是三冗。
首先,自然是冗兵。
怎么说呢,可以说两宋300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边患史”,处在与游牧民族对峙状态下的宋朝,不得不花费重金“养兵”御敌。
宋太祖时宋军总额22万,太宗时为了对抗来自辽国的威胁,扩员至66万,真宗天禧年间达到91万,仁宗庆历年间,面对来自辽夏的双重压力,宋军激增至125.9万人,比建国之初增加100多万人!
这百万大军的花费非常可观,宋代兵士除了口粮、月钱和衣服外,还有各种特支、赏赐,戍边者有特赏,征行者有预支和额外添给,即使是在正常情况下,一名禁军年支也达50贯折合当今人民币约为元。
仁宗时蔡襄作过一个统计,朝廷百万大军的费用,占朝廷岁入的六分之五。
后来张载也认为:“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南宋朱熹也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仁宗宝元年间,仅陕西一地,和平时期军费就达2000万贯,战时更高达3300万贯!
如此庞大的军费规模,使自然宋朝的财政支出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其次是冗官,宋代对官吏分化事权,相互制约,形成重床叠架的官僚结构,以至有“十羊九牧”之讥当然并未到此地步。
一般官员只要无大错,每3年可迁转一次,逐步爬上高官。
而只要达到一定的级别,就有“恩荫”亲属为官的特权。
这种特权,可使皇族宗室与中高级官员的子孙、兄弟乃至亲戚、朋友、门客、医生都可免试而获得官职,由此形成庞大的官僚阶层。
史载,三班院供奉官、左右殿直,合为三班最初官吏不到300人,真宗时4200余人,仁宗时已达余人。
州县官吏更是数不胜数。
真宗时一次裁撤的冗吏就有多人,不在裁减之列的至少数倍于此数。
而且裁减后又迅速反弹。
当时就有人指出:“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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