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

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

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

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难能可贵的是，而且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

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有宋一代，虽然武将不行，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这不能说是好，但也算有舍有得吧，是非功过，只能交由后人评说。

当然，不得不说，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

像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几人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

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

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

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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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

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

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

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

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

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