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贸易的影响仍然极其微弱，只对国民经济的运转起着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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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来说，中国经济自给自足的性质和国内市场的广阔，使中国可以不依赖于海外市场，这又为封建统治者闭关锁国的政策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说，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封建经济的产物。

此外还有税收政策的影响，因为税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动作手段与规则，外贸税收也是一样，是中外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但在当时中外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税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或经济互动，而且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一种政治手段或政权行为，或者成为统治者维护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添加剂。

从而使商业税收的运作不可避免地带上浓厚的政治色彩或政权色彩。

“明清粤闽海商集团的海外贸易活动所承担的外贸商业税额，主要可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明清中央及地方政权所征收；另一部分则是由海外诸国政府或西方殖民统治者所征税。”

海外诸国，主要是东南亚地区，其政权统治者以及西方殖民者，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统治和殖民扩张往往必须倚重海上贸易维持其经济命脉。

其中征收海上贸易商业税就是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这样做必然损害到明清统治者的利益，明清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与自身利益，必然不可能允许自己的财源流入他人之手，因此必然实行海禁政策。

至于海禁政策的历史后果，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当15世纪末，16世纪初西欧早期殖民国家开始海外扩张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毫不落后的世界先进大国。

由于国家规模巨大，领土辽阔，人口众多，政权统一，当时中国的整体实力更要远远超过那些刚从欧洲出发扬帆远航的西方国家。

但是，如历史所昭示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也正是从这时开始了，这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影响不尽相同。

第一阶段是自15世纪至1780年，明清封建王朝的海禁政策在当时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主要起了保护民族经济，反侵略，反掠夺的作用。

整个明朝前期一直执行海禁政策，并把海禁作为防御倭寇的一项措施。

就朱元璋来讲，他实行海禁有一定的理由，这就是当时刚刚建国，海疆不靖，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朱元璋必须对侵扰沿海的倭寇和张、方余部采取手段加以打击和消除。

不如此就不能保卫新生的政权，就不能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就不能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千疮百孔的经济。

所以，朱元璋为巩固政权实行的海禁政策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不能一概否定。

第二阶段是自1780年至1840年，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起了阻挠和破坏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直接阻碍，催残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从而使中国在社会制度方面落后了一整个时代。

闭关禁海政策，从实质上来说，乃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产物，清朝初年的迁海禁海政策，执行尤为严厉，有“无许片帆入海”的命令。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虽曾一度开放海禁，并设立四个海关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但这种松弛政策也仅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又趋向严厉了。

乾隆时更封闭了其它三个港口，对外通商只准在广州一地进行，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管外贸事宜，并对中国商人的出洋和归国也限制多端。

这种自我封锁的闭关禁海政策，妨碍了海外市场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