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重大。”

“伏望圣慈严赐戒勑，今后应干边事自非实封陈奏，不得妄有称述，所贵朝廷机事增密，人之所谨。”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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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1125年）殿中侍御史胡舜陟言。

“三省枢密院腾播于天下大书文移处处有之，安知其无奸细传达于敌庭，凡有措画动辄知之，彼必死所以应之之道，我能制胜乎？”

“臣愿陛下密诏将帅严防武备，勿为所误。”

为此，南宋政府还专门下诏：“三省密院凡事属兵机勿得降出。”

到了绍兴四年（1134年）十一月庚戊，诏：“应漏泄边机事务，并行军法，赏钱千缗，许人告，令尚书省榜谕。”

因“监察御史田如言，机事不密则害成，比来未行一事，中外已传，皆由省吏不密所致”故。

淳熙二年（1175年）十月十五日，诏两淮州军及帅臣监司并驻剳御前诸军，应有事干边防军机文字紧切事宜许具奏，并申三省枢密院不得泛滥申发或作剳子具报他处，如敢违戾具职位、姓名取旨重作施行。

不仅如此，朝廷还多次下旨沿边州军加强军机的保密工作。

景德三年（1006年），诏河北转运司及诸州军，每诏敕事关机宜事者，谨密行之，勿付胥吏，致其漏泄。

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密谕边机之事，“只令知州军与逐处通判、钤辖、都监商议施行，其余官员使臣，不得辄有干预”。

天禧三年（1019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知雄州刘承宗言。

“北面有密报事宜，其通判官以下，勿复参闻。”从之。

熙宁七年（1074年），诏诸路缘边州军，应边军机地界不下司文字，并于长吏厅置匮封锁，编目录申安抚、总管、安抚使、都总管到任，具交割事目，申枢密院逐房掌之。

宋朝的反间谍措施从交通管制到限制人员出入境，从频繁的发布禁书令到规范图书出版制度，从讥察奸细到设置保密条例，对凡是可能涉及泄露机密的途径都做好了防范工作，可谓事无巨细。

要说明，宋朝如此小心翼翼的做法并非是一种胆小怕事的表现，相反，它正说明了宋朝对于反间谍的重要性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由此，纵观整个宋朝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宋朝以前所有朝代难以相比的，这同宋辽西夏金元时期不断的军事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众多间谍活动，而且还产生了不少用间高手。

正如前文中所列举的，在宋朝，用间已不仅仅只是边臣一种御边对敌的重要手段或纯粹的个人行为，它已经演变为一项职责。

在用间的问题上是否称职，甚至成为了这些守臣升降的标准之一。

大量的间谍实践活动为间谍理论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宋朝间谍理论的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两宋时期朝野内外对间谍活动的认可。

有宋一代一直面临着强敌环视的困境，因此宋朝的士大夫谈兵之风极为盛行。

许多人在向朝廷奏献安边策时，都非常强调间谍活动。

在他们看来，要安边就必须预知敌情，要预知敌情就必须加强间谍活动。

田锡在《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就指出备边就应该“严其城池，明于斥候；谨于烽火，利其甲兵；行间谍以离狄心，禁侵扰以怠敌意。”

他认为“今之御戎，无先用谍。……间谍若行，则夷狄自乱；夷狄自乱，则边鄙自宁。”

王禹偁对宋太宗提出“外任其人”五策中的其中一策就是对敌国应“行间谍以离之，因衅隙以取之”，建议“募边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