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旅往来，因此将皇朝臣僚着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

大量内容涉及边防军机的书籍源源不断的流入夏、辽境内，引起了宋朝君臣的高度重视。

欧阳修就曾对此问题提出过担忧，“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苏辙也曾指出：“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朝无所不有……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为不便。”

故此，北宋政府频频下达禁书之令，严禁相关图书外流。

景德三年（1006年），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

甚至天圣五年（1027年），诏民间摹印文字，并上有司，候委官看祥，方定镂板。

初，上封者言契丹通和，河北缘边榷场商人往来，多以本朝臣僚文集传鬻境外，其间载朝廷得失，或经制边事，深为未便，故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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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元年1040年五月二日，诏：“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进边机文字镂版鬻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闻奏。”

至和二年（1055年），翰林学士欧阳修言：“京师近有雕布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

到了元丰元年（1078年），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着为令。”

元佑五年（1090年）七月二十五日，礼部又上书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宋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从之，以翰林学士苏辙言奉使北界，见本朝民间印行文字多以流传在北，请立法故也。

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十三日，诏：“访闻虏中多收蓄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

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仍修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买，告捕条禁，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

凡贩卖藏匿出界者，并依铜钱出界法罪赏施行。”

宣和四年（1122年）十二月十二日，权知密州赵子昼奏：“窃闻神宗皇帝正史，多取故相王安石《日录》以为根柢，而又其中兵谋政术，往往具存，然则其书固亦应密。近者卖书籍人，乃有《舒王日录》出卖，臣愚窃以为非便，愿赐禁止，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于体实大。”

从之。仍令开封府及诸路州军毁板禁止。如违，许诸色人告，赏钱一百贯。

到了南宋时期，与北宋时期的禁令相比，南宋时期禁书的重点转向了江程地理图籍、举人程文、当代史等。

像是淳熙二年（1175年）二月十二日诏令：“自今将举人程文，并江程地理图籍，与贩过外界货卖或博易者，依与化外人私相交易条法施行。及将举人程文，令礼部委太官点刊讫，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