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与众不同”之处。
元代的四等人制,是元朝法定的民族等级制度。
即元朝为了维护蒙古贵族的统治特权,削弱各族的反抗,采取了分化的民族压迫政策,把全国人民划分为四个等级,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
这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在面对人数众多的各族子民时,通常会建立类似的民族分化制度。
比如据《辽史》记载:“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现实的民族差别、区域差别正是四等人制产生的客观原因。
而且四等人制在政治、法律和经济上的地位,都有不同的规定,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成分。
如地方机构中的达鲁花赤掌握实权,而此职只能由蒙古人担任。
前面说过了,蒙古族在各等人中名列第一等,是元朝的“国姓”。
色目人继蒙古人之后名列第二等,主要指西域人,如钦察、唐兀、畏兀儿、回回等。
汉人为第三等,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早被蒙古征服的云南大理人,东北的高丽人也是汉人。
南人为第四等,也叫蛮人、新附民,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淮河以南的人民。
元朝在实行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的同时,又对各民族上层进行了拉拢和联合,甚至给予他们许多特权,以扩大蒙古贵族的统治基础。元朝的这种民族政策,体现出其政权是以蒙古贵族为核心、包括各族上层在内的封建统治阶级联合专政。
相关历史资料佐证,四等人制度是最早出现于忽必烈至元二年,而且经过不断的发展,并在以后的岁月里进一步完备。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元朝五世十一帝,九十八年的统治中,虽然有着以四等人制为基石的严格社会等级划分,但是元朝不禁异族通婚。
也就是说四个等级之间的人们是可以相互通婚的。
这点可以从元至元八年二月,忽必烈颁布的圣旨条画中的一款看出:“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俗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限。”
按照《元章典》的相关记载,在各个等级的通婚方面,包括了三项准则:
第一,尊重各族的婚俗,各族的人自相婚姻,各从本俗法。
第二,以男子为中心,各族的人递相婚姻者,以男方婚俗为主。
第三,以蒙古人为上,他族男子与蒙古女子为婚,不必以男方婚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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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元代时候,蒙古贵族与平民不相通婚,贵族之间彼此嫁娶,称为“忽答”,即姻亲。
此外,“安答”之间也互相嫁娶,结成“安答忽带”,即义兄弟姻亲关系。
虽然在实际上,元朝并没有把四等制度做硬性规定,比如你只看元代法律条文的话,根本就找不到这个制度,可他又确实存在。
所以与其说这是个制度,倒不如说这是在元代社会中一个几乎公开化的潜规则。
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在面对文明和社会制度都高于其的汉人阶层时,防范之心时比不可少的。
《草木子》记载:“天下治平之时,台、省、要官皆北人为之,汉人、南人,万中无一二;其得为者,不过州、县卑秩,何亦仅有而绝无者也。”
同时在元朝时期,各族之间虽然可以自由通婚,但蒙古人还是有着独有的特权。
在那个时代,汉人的地位是比较低下的,每个村庄都有蒙古人驻扎来当保长,直到明朝建立后,汉人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地位。
“四等人制”这种不公平的民族等级制度,存在严重的区别对待,最常见的就是在法律方面。